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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微言·22】师表校魂(二):梅贻琦

发布于:2024-03-24 作者:admin123 阅读:22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庚子赔款”首批赴美留学生,1910年入美国伍斯特理工大学研读电机工程,1915年任清华学校物理学教师,1926年任清华学校教务长,1931年至1948年任北京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至1962年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前期为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

  生斯长斯 吾爱吾庐

  1914年11月5日,梁启超应邀赴清华学校作了《君子》的磅礴演讲,以《周易》卦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清华学子“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此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清华校训并镌刻在校徽上。

  与今日清华不一,老清华极富自由主义传统,为捍卫学术独立,闹学潮的斗志、水准和北大半斤八两,也是蛮拼的。1928年至1931年,由于派系斗争、人事倾轧、反抗党化教育等因素,教授支持学生“三赶校长”。最匪夷所思的是,1930年6月,清华校友乔万选带着武装卫兵前来上任,学弟学妹们并不待见,在校门口竖起“拒绝乔万选”的大旗,还把乔万选一人请进小礼堂,出来时拿到他签署的“永不任清华校长”承诺。

  1931年12月,梅贻琦从清华留美学生监督任上回国救场,接任已空缺11个月的清华校长。不足10年,清华这所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一跃成为既有学术地位也有学术名气的著名高校,深受同行、世人瞩目。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认为,梅先生自有一套当校长的本领。梅贻琦治校本领,知易行难,简而言之就是“四论”。

  ──“大师论”。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在就职清华大学校长的演讲中,提出了他最为经典、最受称道的大学理念:“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演讲中他还声明,“学术的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

  梅贻琦聘请名师,不唯学历、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在清华当教授。他求贤若渴的诚意,在华罗庚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20岁因一篇学术论文引起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关注,梅贻琦与熊庆来两位伯乐欣然不断“破格”:一破格召进清华大学培养;二破格从系资料员转升为助教,允许修习大学课程;三破格送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四破格28岁未经讲师、副教授台阶直聘为教授。

  老清华的文学院、理学院历史悠久,与北大难分轩轾。以1952年院系调整为界,新清华素以工学著称,这个根基是梅贻琦一手打下。蔡元培停办北大工科,送给天津的北洋工学院。梅贻琦发猛力办工科,亲兼清华首任工学院院长,而且打情感牌引进“栋梁之材”。顾毓琇是MIT电机系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时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1932年8月,梅贻琦要顾毓琇回母校协助创办工学院。基于对清华和梅贻琦的深厚感情,他果真辞职回清华,任电机系首任系主任和两个研究所首任所长,次年接替梅贻琦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

  “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被教坏的”,展示了梅贻琦作为一个教育家,择天下名师而聘之、择天下英才而育之的宽广胸襟。在他的调理之下,清华“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的学术风格更为鲜明。

  ──“自由论”。

  1929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两周年,清华立碑纪念。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为此撰写碑文,首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宣示了清华乃至中国知识分子菁英孜孜以求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品格和风骨。

  梅贻琦坚持学术自由、政治中立。战火纷飞的西南联大还能开课1600门,有的同一门课,三个不同教授同时开,学生自由选择,互为印证。他不干涉限制师生开什么会,参加什么活动,更没有因政治原因开除过一个师生员工。校内有国民党党部,有三青团分部,有地下党组织,有中国民主同盟的组织。闻一多、张奚若、罗隆基等左、中、右的教授,经常公开批评蒋介石、国民党。

  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吐露心声:“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梅贻琦对民主斗士闻一多的“过激”言论并不认同,在日记中不止一次颇有微词。“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但当局企图解聘闻一多等数名进步教授,梅贻琦从未理睬,更不执行。

  20世纪20年代,梅贻琦批准冯友兰考察苏联,回校公开宣讲苏联的优越性。30年代,他宽容吴晗、闻一多在校园内公开进行革命宣传。吴晗公然左倾,在清华的绰号就是“吴晗托夫”,国民党准备为难他,梅贻琦就让人通知他离开清华。得到国民党当局的逮捕名单后,梅贻琦提前通知名单上的学生,许多学生就在叶公超、冯友兰、朱自清等教授家躲藏。对于国民党在大学中推行的党化教育,梅贻琦不硬抗叫板,常打太极拳应付了事。他甚至捐了十元大洋作为中共地下党的活动经费,也主动找到中共地下党干部问:“你们的人都躲得怎样了?”

  ──“从众论”。

  梅贻琦尊重清华“教授治校”、“民主治校”的传统,教授评议会在清华掌握实权。他虽任校长,不大权独揽,只要教授提出的建议合理、有利清华,他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

  遇到工作中问题,梅贻琦总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吴有训教授常与他“唱反调”,他不以为忤。冯友兰回忆,当年清华流传着一句话:“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

  清华饱学之士众,恃才傲物者多。梅贻琦仅是留美硕士,却得到清华师生的一致敬佩认可,关键就是梅贻琦治校民主、尊重人才。朱自清在为梅贻琦《中国的大学》作序时称赞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意工作。”

  1940年9月,在昆明的清华师生为梅贻琦服务母校25周年举行了一次公祝会。梅贻琦在答辞中谦逊地以京剧中的“王帽”自喻,形象地说明了校长定位。“好戏通常是并不由他唱的,他只是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着‘与有荣焉’。”

  ──“从游论”。

【山水微言·22】师表校魂(二):梅贻琦

  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提出通才教育的理念,认为在大学期间,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培养“专才”。“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

  1933年,他在秋季开学典礼上说:“理工为实用学科,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同年,清华开始实行文法学院大一不分院系,工学院大一分院不分系的措施;开创了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先河,首先与德国约定互派研究生。

  梅贻琦认为,“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还提出“从游论”,生动比喻学校、师生的关系。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梅贻琦不以学术著称于世,也没有“大师”头衔,重病卧床,去世前3个月才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但他为清华聘请了众多的大师,为后世培养了众多的大师,人才济济,众星璀璨。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共23位),涌现了吴有训、叶企孙、顾毓琇、陈岱孙、陈省身、吴大猷、赵忠尧、王竹溪、华罗庚、朱自清、闻一多、潘光旦、钱钟书、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一批“国宝级”学术大师。

  中兴业 须人杰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这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的歌词,也与梅贻琦的治校育材理念呼应共振。“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材,将来为国家服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清华就对战局预判清醒,而且付诸行动,梅贻琦的远见卓识可见一斑。1936年2月,梅贻琦与工学院院长顾毓琇等赴湖南,与湖南省 何健商洽筹设分校,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何健拨长沙岳麓山空地100余亩赠与清华作为建校之用。1936年冬,清华秘密运送一批图书、仪器到汉口,每批10列车,每车约40箱。这些图书、仪器成为以后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珍贵的教学设备,开展了有限的学术研究。

  1938年至1946年,清华、北大、南开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位校长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张伯苓、蒋梦麟在重庆陪都另有职务,西南联大校务实际由梅贻琦一人主持。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辉煌奇迹。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学界认为西南联大才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不乏其人。

  联大之难,不仅在于国难,还在于“联”难。三校之中,清华的人数、资金、设备显著占优,但梅贻琦不偏不倚,公正无私,三校师生很服气、很拥戴。例如梅贻琦利用清华工学院的设备和清华校友的资源,开办了“清华服务社”搞创收,设机械工厂、机制木材厂、农场、碾米场等。又将服务社所获利润,与西南联大全体同仁分享,每人多发一个月的薪酬,皆大欢喜。

  西南联大“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和谐到什么程度呢?流传着一个“通家之好”的故事,成为美谈。1941年4月,清华大学三十周年校庆,重庆的张伯苓校长告诉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应隆重庆祝。黄钰生在会上解释了“通家”缘由──清华梅贻琦是南开学堂第一班的高材生(其实黄钰生也是先念南开、再念清华)。接着,冯友兰登台叙起清华、北大的“通家之好”: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是清华人,他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之后会议氛围热烈,纷纷列举三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毫无门户之见,其乐融融,如同一家。

  对照鲜明的是,与国立西南联大同时成立的国立西北联大办不下去,分家了之。“带头大哥”天津的北洋工学院强势,内部矛盾重重,离内战战场又近,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指令西北联大一拆为五。

  寡言君子 别具一格

  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梅贻琦寡言慎行,他自己也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西南联大校园曾流传一首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调侃梅贻琦是“寡言君子”。

  但熟悉的朋友知道,梅贻琦言语不多,很有主见定力,思考周全之后,行动迅捷。陈寅恪曾称赞,“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贻琦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而且他很有幽默感和人情味。赵元任夫人杨步伟曾说:“月涵与元任都有慢吞吞的诙谐习惯。”

  国难当头,学潮迭起。梅贻琦理解、同情学生的爱国情怀,学生进城游行,梅贻琦就派卡车接回;当局逮捕、开除学生,他总想方设法予以保释、保护。学生们也很体谅梅贻琦,每次闹学潮,总要先贴出“拥梅”标语,口号常常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回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霉(梅)!”

  冰心的先生吴文藻毕业于清华,书生气十足,日常生活糊涂,笑料颇多,被戏谑为“傻姑爷”。例如“买萨其马”点心说成“买马”;“丁香花”说成“香丁花”。有次梅贻琦和清华校友们到冰心家,冰心当场写了首逐句加字的宝塔诗取笑:“马/香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梅贻琦听了解释后,哈哈大笑,当场续作两句,以退为进,为子弟兵“撑腰”:“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刚毅坚卓 忧道安贫

  君子忧道不忧贫。梅贻琦人格高洁、一生正气、两袖清风,令清华师生、达官贵人肃然起敬。马约翰称赞他,“不但是一位真君子,而且是一位中西合璧的真君子。”

  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按规定可以享受免交电话费、免费雇家庭帮工、免费拉两吨煤等“特权”,梅贻琦主动放弃了。写报告、公函的草稿纸都用废纸的反面。

  在西南联大时,梅贻琦与教授一样租民房,将校长专用车交给学校共用,自己家庭符合条件却不拿补助金。1941年7月去成都公差,已订好回昆明的飞机票,恰好可乘邮政汽车,为给学校节约200多元,梅贻琦毫不犹豫地退掉机票,宁受日机空袭之险、山路颠簸之苦。

  梅贻琦身居高位,廉洁奉公,清贫如洗,从不利用职权为妻子、儿女谋利。梅夫人韩咏华回忆,在昆明“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生活拮据,梅夫人不得不自谋生计,摆地摊挣了10元招待客人有之,走街串巷提篮卖“定胜糕”有之,62岁到衣帽工厂、首饰店、医院、盲童学校打短工4年有之。最后山穷水尽,梅贻琦骨癌住院付不起医疗费,清华校友半年募捐台币65万元。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看到爱心募捐记录,“阅后半晌无语,后曾流泪颔首”。他的丧葬费也是清华校友捐助。在病床旁有一只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去世后打开一看,是雄厚的清华基金历年账目,一笔笔清清楚楚,分毫不差。

  梅贻琦为人处世外圆内方,颇有章法。云南省政府 龙云作为地主,在人、财、物等方面关照西南联大甚多。联大附中教育质量高,龙云因女儿龙国璧报考落榜,让秘书长找梅贻琦通融,秘书长磨磨唧唧不干,如实相告:“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龙云不死心,特地登门拜访梅贻琦,请求破例收录。梅贻琦没有马上表态,而是留龙云在家里吃饭,并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在酒席上,梅贻琦请潘光旦派老师晚上为龙云女儿辅导功课,以便明年再考,并言明老师的家教费由龙云出。在这样的君子面前,龙云无酒也是醉了,只好从了。

  梅贻琦不但对别人坚持原则,对近亲念书也不“开后门”。他的侄子梅祖武报考清华大学,成绩不理想,去了北洋大学。他的女儿梅祖芬报考清华大学,成绩不理想,去了燕京大学。

  梅贻琦主掌清华期间,前期军阀割据,中期日寇入侵,后期国共对峙。“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作为掌舵的船长,他秉承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传统,坚持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良知,肩负为民族复兴伟业播下火种的使命,一生专注一事:守护清华、壮大清华。

  梅贻琦之于清华,正如蔡元培之于北大。他是清华大学(含北京、新竹)任期最长的校长,经常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表达对清华园的眷恋。陈岱孙称梅贻琦“一生的业绩和清华结合在一起”。清华人也尊称这位可信、可亲、可敬的校长为“永远的校长”、“终身的校长”。

  梅贻琦去世之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校园内,命名为“梅园”,供世人瞻仰。北大老校长蒋梦麟执笔悼词,评价他“粹然儒者,躬行身教,对国家之贡献独多且要”,“中国崛起而与于近代文明国家之林,厥功之伟,莫之与京”。

  对于安葬校园的决定,当时曾有异议,“如果每一位校长死后,都葬在校园内,那将来校园不就成了校长墓地了吗?”治丧委员会并未动摇这个决定,回应说:“我们认为以梅校长和清华的关系,不是任何一个学校校长和学校的关系所能比拟的。其他学校的校长,不可以校园作为墓园,但是梅校长可以,因为他和清华已经融成一体了。”

  (2015年3月2日。在时政评论微信公众号“sswypl”同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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