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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当兵九年了

发布于:2022-06-15 作者:admin123 阅读:14

  当 兵 九 年 了

  当兵前,我的脑中根本没有当兵这个概念。去当兵,应该说是被杨明怂恿的。那年高考落榜,心情沮丧。杨明跑过来,拉住我说,当兵去吧?高中时,杨明的当兵欲望就表现得很强烈,每天都要进行自我摧残式的锻炼,连高考期间也不放过,因而身上的肉极为瓷实。比我矮7公分,却比我重7公斤。高考复习时,他将书一扔,说,反正又考不上,看它干嘛。这话极有预见性,他果然落榜。与他相反,我从小体弱多病,每个暑假都要到医院小住几天,历届班主任给我的评语都有这么一条:不爱好运动。我说想再复习一年。杨明说,拉倒吧,再复习一年还不是一个鸟样,你还能考上北大清华?不当兵可是要后悔一辈子的。再说,当兵也可以考军校啊,妈的,那些小军官穿着一身黄狗皮,神气地要命。或许我就是被他最后一句话打动了,也没告诉家人就和他一起报了名。

  体检时,我一路过关,他却出了毛病。据说是血中谷丙偏高,谷丙是什么东西当时也不知道,反正是血液有问题。血液有问题那就是艾滋病了,而杨明又不曾被爱情滋润过,那就是“爱病”吧。当居委会的马副主任问我时,我一本正经地说是“爱病”。博学的马副主任“哦”了一声说“原来是爱病,爱病肯定不能当兵嘛,有爱病怎么能当兵呢?”当晚,在饭桌上,妈妈对爸爸说:“杨小二子,怎么会得爱病呢?听刘大奶奶说她侄孙就是得这种病死的。”我没想到医学中居然有“爱病”这个名词,还自鸣得意了一番,后来听妈说她是听刘大奶奶说的,而刘大奶奶又是听马副主任说的。

  当我报名参军时,就跟杨明设想好了,我俩要分在一起,互相照应。杨明当不了兵,我也就不想去了。体检结束后,每人发了一份调查卷,上面有“为什么要参军”、“最想到什么地方”等类试题目。我一挥而就,写着:小李飞刀成绝响,人间不见楚留香。并在字下面画了一个右手摸鼻子,左手捏着一把飞刀的人物,还在飞刀下标注着:“小李飞刀,例无虚发,童斐无欺,如假包换”。以为这样写,我会被淘汰,结果顺利当兵,现在已是第九年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天空中飘着不大不小的雨。我说,这回可泡汤了。妈不准我胡说,叫我吃下她特地做的半生不熟的猪肝。在家乡话中“肝”与“官”谐音,取升官(生肝)的口彩。如果是现在,再怎么好的口彩,我也不吃生肝,因为现在学了医,知道肝里面脏东西最多,尤其是生肝。我吃完生肝,说“走啦”,就跳上了汽车,口气跟高中时周末返校说“再见”一样。

  我和50多个老乡,坐了10多个小时的汽车,挤了10多小时的火车,再蹲了1个多小时的大卡车,才来到新兵连。新兵连座落在东海之滨的一个小镇上,小镇三面靠山一面临海,镇中心保留着一条青石板铺成的旧街,街道两旁还有好多老房。据说这些老房是以前达官贵人的住所。随着时间的流逝,老房早已人去房空,只剩下破落的空架子,也没有人来管理。来到新兵连没几天,就听到这样的顺口溜:姑娘一回头,吓倒路边一头牛;姑娘二回头,黄河之水不东流;姑娘三回头,哈雷彗星撞地球。这段话是说当地姑娘丑得夸张,之所以这么丑,是成天被海风吹变了形。新兵连的某一天上街买东西,特地看了看当地的姑娘,当然是偷偷地瞟了几眼,也不是很丑。大概是这里的兵们无法结识这里的姑娘,只好自欺欺人,自我安慰,从而自言自语。不过这里的风确实是大,整天刮着东南西北风,风中还夹着淡淡的鱼腥味。新兵连的排房,错落有致,同小镇一样古老但整洁。我背着行囊和老乡跟着一个挂着中士军衔的战士后面走进其中的一间。中士说:“你们分在九班,我是你们的班长,姓曹。”我没等他说完,一屁股坐到床上,就想躺下来。一整天没吃上一口热饭,真是饥寒交迫。只听中士大喝一声。班长是山东曹县人氏,说话有点卷舌,我没听懂,也没想到他是对我说的,心里还在嘀咕:这人说话怎么这个腔调。他又再喝一声“不准坐到床上。”这回我听清楚了,抬起头,与他四目交接,立即感到他眼中火花四溅,连忙站了起来。佛经上说,当头棒喝可产生顿悟。我顿悟:床是不能坐的,正如凳子是不能躺的。现在我到别人房间,从来不坐在人家床上——而是躺着。

  我说过,当兵前,根本没有当兵的概念,对军营了解甚少。因而,对于直接领导者——班长,并没有当作一回事。在高中时,我很喜欢下军棋,总是在棋中的排长、连长、营长前冠之以“小”,称之为小排长、小连长、小营长,一个班长也就是介于工兵和排长之间吧。况且其貌不扬,个头矮矮的,脸蛋黑黑的,黑黑的脸蛋上当然也有美丽的地方——人们常说青春痘是美丽的,有几粒痘痘非常饱满,真想替他挤掉。他一点也不像山东汉子,没有让人一看就有尊敬的冲动。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越来越将他当回事。因为班长的权力很大——最起码在本班的权力很大。看你不顺眼时,可以让你做100个俯卧撑,吊在单杠上10分钟不准下来,甚至还会株连全班同志一起观看“午夜狂奔”。所谓“午夜狂奔”,就是紧急集合,这是有典故的。有一天,曹班长对我们说,晚上看“午夜狂奔”。我们天真地欢呼起来。连日来,超负荷的体能训练使得身心疲惫,起初对军营的神秘感正逐渐消失。在精神和体力双重透支的情况下,能看上一场光片名就可以引起无限暇想的电影(我们以为是电影),是多么开心的事啊。我们对班长的恨意一下子转变成感激之情,感谢他给我们的空虚生活带来了精神食粮。我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体能训练,并且自我加压,满头大汗地跑回请班长验收。他没说一句话,只是笑了笑(事后想想,这个笑是无比阴险的)。我们换好了干净衣服,神采飞扬,彼此争论着电影将会出现什么内容,应该出现哪些镜头,还心照不宣地胡思乱想了一番。班长的脸上始终保持一种极有风度的微笑。快到熄灯时也没有接到要看电影的通知,我们只好感叹着计划不如变化,还安慰自己,说不定明天的会放。就在我们毫无防备,酣然入睡时,突然听到“咚咚咚”的敲桌子的声音——紧急集合。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裤子不分前后,鞋子不分左右,帽子歪戴着,被子耷拉着。用班长的话说,就是活活的乌龙山土匪。总算集合完毕,绕着操场跑了20圈,苛延残喘地回到起点时,班长说“午夜狂奔”好看不?趁着月光,他检查了我们的装束,踹了我们每人一脚。我抬头看看月亮,月亮是格外得圆,不是农历十五就是十六,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十五的月亮》之类的歌曲很厌恶,月亮不是这么圆,我们会狂奔吗?当然这种厌恶有点牵强,即使月亮是方的,我们也照狂奔不误。只是心中的怨恨要发泄,总得找个发泄的对象,就如射击总得有个靶子才行。班长是不能恨的,那就只好恨月亮了。我们恨月亮不光是在心里恨,还体现具体行动上。

  那天晚上,班长还说,之所以拉我们紧急紧合,是因为个别同志不安份。因为有了这个教训,我们在班长面前表现得很安份,很当他一回事。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是有道理的。我告诉自已:防人之心不可无。当晚,紧急集合之后,我和老乡请假去小便,由于是午夜,我俩没去厕所。因为厕所很可怕,有关厕所可怕,下文再说。我俩就在操场边解决了。小便要请假是新鲜事,这是班长规定的,还规定了报告词:报告班长,我要去厕所。班长就会问:大的?小的?这样问是有道理的,因为班长规定了:小便是40秒,大便是3分钟。超时一秒就得罚做10个俯卧撑,2秒就是20个,以此类推。有一次连续几个向他请假,他被搞烦了,说,你们就不能直截了当吗,那么多废话。我们就直截了当地说了,报告班长,我要小便。之后就更直接了:班长,小便。这样,班长就成了小便。堂堂班长怎能成为小便呢?他一边骂我们笨得像驴一样,一边让我们恢复了原来的报告词。“报告班长,我要去厕所。”“大的?小的?”“小的。”“好,40秒。”这就像买烧饼一样。“老板,买一只烧饼。”“甜的?咸的?”“甜的。”“好,4毛钱。”至于为什么是40秒不是30秒,为什么是3分钟不是5分钟,不得而知,我们也没问。起先想可能是班长的标准时间,可据我观察,班长有一次足足蹲了半个多小时,抽了两根烟,看了三份报纸。在时间如此紧迫的情况下,要顺利完成排泄任务,还是比较困难的。在每人都因超时做了几百个俯卧撑之后,大家学会了统筹安排时间。厕所距排房近50米,在跑到约40米处,开始解裤扣,到了厕所,裤扣已解好了;完了之后,不要先整理衣裤,而是先得往回跑,边跑边整衣裤,就是不整也不要紧,可以先向班长销假,再从容不迫地整理。不过,这样不保险。据说,有一次开演讲会,一个新兵方便回来之后还没来得及扣上裤扣,就轮到他演讲。当他讲到动情处,下面的家伙应声而起,演讲者毫不介意,置之不理,最后说:“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有它为证。”指了指那家伙,并从容塞回裤中。这当然是笑话。因为现在不比小时候,里面穿着开裆裤外面罩着不开裆的,一不小心,就把家伙露出来。现在的短裤设计很妙,关键的地方还多垫了一层,我想那家伙再锐利也不至于像锥在囊中脱颖而出吧,而部队发的制式短裤还系着带子,掏出来都麻烦,何况自个儿出来。那天晚上,我们请假小便,不约而同地将家伙对准月亮,希望小便能像后羿的箭一样可以将月亮射下来。可是,小便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只是在空中划了一道闪亮的弧线就落了下来。我突然想到,要是有一种武器是这样多好,可以指东打西,指南打北,特别是在歹徒劫持人质时,用这种武器瞄准别的地方而打到歹徒。我在小便时想到发明这种武器,并不表示我会发明东西,只能证明班长有句话是错误的。班长常说,曾明训练最偷懒。而事实上,我在小便时也想着瞄准,这能算是偷懒吗?随即一想:不对啊,当今社会是如此进步科技是如此发达,这种武器应该早就出现了,不应该轮到我来发明吧;转念又一想:在牛顿之前已经有许多科学家了,树上的苹果也可能砸过他们,可他们就是给牛顿机会发现了引力定律;说不定,他们也是给我一个机会……想到这里就不想了,因为小便停住了。由一泡尿联想了这么多,一方面可以解释为我们的痛苦生活——活人差点给尿憋死;另一方面可以解释为我们的膀胱功能好。小便时想,小便停住就不想,这叫做“在其位谋其职”。我自顾自地想着高兴,却听老乡“哎呀”了一声,声音显得很痛苦。我连忙问他怎么了。老乡愁眉苦脸地说,春光外泄,春光外泄,嫦娥在偷看我们小便,他妈的,我还是处男呢。我也装作义愤填膺地说,嫦娥真他妈的卑鄙无耻。老乡忽然来了主意,又掏出家伙,对着月亮猛地往上一跳,然后心满意足地整理好裤子,说,不好意思,强奸了一下嫦娥。我将这事告诉了一个绍兴的新兵,听说他会写诗,想给他一点灵感。他一听来劲了,拉着我俩,又跑到操场边,说,来,让我们轮奸嫦娥。在后来一段时间里,“强奸嫦娥”成了小便的代名词,有时就简称“奸娥”。也有人是不知道这个典故的,听我们老是在说“奸娥”,就提意见了:杀鹅就杀鹅,还歼鹅,有什么好歼的?于是“奸娥”就成了“杀鹅”。“杀鹅”流行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在想起这件事,在梦中也忍不住要笑起来,还记得老乡和绍兴兵满脸庄重严肃,搞得跟真的一样。

  关于厕所可怕,是班长告知的。有一天他兴致特别高,训练间隙,他指着厕所说,那里面闹鬼。他看我们脸色都变青了,显得很得意,表示只有他不怕鬼。他说,他的班长有一次上厕所,忘了带手纸,正在着急,旁边坑位上伸出一只手递给他手纸,他班长就谢了一声,问对方是谁,要好好表扬一下,对方的声音很低沉说是雷锋。他的班长笑了笑,也就用了,探头看看旁边坑位,没人。(我说,雷锋叔叔做好事是不留痕迹的,被班长狠狠地瞪了一眼)还有一次,也是他班长上厕所,这回带了手纸,拉到一半时,粪坑里伸出一只手,听到有人在说:“给我一点卫生纸,给我一点卫生纸。”就是上次雷锋的声音,把他班长吓得屁股没擦就跑掉了。我相信我们的脸色都变绿了。一方面,班长的声音低沉有力,特别像“雷锋”;另一方面,我们脸色要是不变绿,怎能显出班长的脸色与众不同呢。这之后,我每次上厕所总感到屁股凉凉的,不敢朝坑里看,深怕有人跟我要卫生纸。

  参军临走前,家人亲友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们在部队“好好干”。而“好好干”这话太笼统,作为新兵蛋子还没有足够能力理解这三个字。新兵只知道两个“凡是”:一、凡是班长说的都是正确的;二、凡是认为班长有错误的地方请参照第一条。因而班长说,地板上怎么有一块黑点时,尽管这块黑点是地板上固有的,全班10个新兵还是立马抢扫把争拖把对这块弹丸之地扫洗拖擦。抢到工具的得意洋洋,仿佛彩票中奖,没抢到工具的,长叹一声,但不气馁,因为地板上还有几处类似的黑点,但这是秘密,不能说出来,用脚踩住,以免别人看到,得留给自己下次独自发挥。不过,如此明察秋毫的毕竟不多,没抢到工具的,总是在上两名干完之后,再进行一番扫洗拖擦。班中原本崭新的大衣柜,就是被这样每天折腾三五次,油漆脱落而斑斑驳驳。

[散文]当兵九年了

  新兵信多,这是共认的事实,就如我,最多的一天,寄了20封信,收到了7封。这其中高中女同学的信占了很大的比例。当然是我先写给她们的,每封信的内容都是一样,只是名字不同而已,寄信又不用贴邮票,只是盖一个三角截就行了。与其说写信还不如说批量生产。收信的日子,心情很好,还可以波及以后几天。有一次进行实弹射击,成绩不合格,心情很沮丧。可就是在这天的下午,我收到了尹海娟的信,信中还夹着她在大学的照片,照片中的她穿着红衣站在雪地里,真是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尹是中学时代的校花,追求她的人差不多有一个新兵连。认识她有三年,说话可能还不到三句,竟蒙校花垂青,五发子弹打50环的快乐也不过如此。信中的称谓是未来的将军,署名是海娟。信的最后一句是“现在还好吗?”我直感到她就是凑在我耳边说的,声音软软的。在收到她信之前,我对自已说根本不是当兵的料。读完她的信之后,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并且安慰自己:将军能跑下5公里吗?和她通信了三年,用去了不少于200个信封。当兵第二年,她来到我们连,果然吸引了全连干战的目光。我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谈立功军营献身国防的伟大理想。通信的第三年,她的信中出现了一个叫“张建”的名字,并且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终于在收到军校录取通知书的前两天收到了她的一封电报式的短信,信中写着: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是上帝错了。当初新兵连的曹班长并不知道两年之后我和尹被上帝搞错了,他很羡慕我们每天都能收到信,他自称是被世界遗忘的角落,患感冒的人都能闻到他话中的酸味。

  新兵必须想家,这是班长认为的。来到新兵连后一个月,班长将我们集合起来,让我们谈谈想家的感受,并强调一定要说心里话。第一个发言的叫徐东良,浙江绍兴人,就是要轮奸嫦娥的那个。他声情并茂地朗诵:想家的时候,思绪悠悠,小鸟飞上枝头——我没听懂他到底讲了什么,似乎每句话都押韵,能够朗朗上口,末了,他说这是他自己写的诗。我吓了一跳,这就是诗啊,不由地肃然起敬,心里说,不亏是在鲁迅故乡长大的。果然,曹班长说,这首诗写得很好,说出了徐东良同志的心声,鲁迅知道吗?是我国最有名的文学家。从那天晚上,徐东良就有了“诗人”的头衔,他也常以诗人自居给我们讲诗。有一次收到尹的信,信后附了一首《再别康桥》,诗人看后问我是谁写的,我说是尹写的。他拿了过去,读了一遍,说,还可以,就是不够押韵,如果第一句“轻轻地我走了”改成“我轻轻地走了”似乎更通顺,还谦虚地问我,你看呢?第二个发言的就是我,我在台下已打好了腹稿,可是我站起来发言时,脑中却一片空白,只好说,我不想家。班长鼓励我说,大胆一点,说心里话,没事的。我还是说,我不想家。班长有点火了,怎么可能不想家呢?那你每天写那么多信干嘛?没事,说吧。我说,写信不是想家。班长拍案而起,惊翻了他的茶杯,一杯水全倒在徐东良的身上,使徐成为名副其实的“湿人”。班长伸出一阳指指着地板说,五百个俯卧撑——我看你牛。这是我有生以来所受的最大的委屈,我边做俯卧撑边心酸地流泪。我说不想家,并不是显“牛”,确实是心里话。我早在初中一年级时就住校读书了,除了身上缺少零花钱时,才想到家。在新兵连,接受了艰苦奋斗教育,钱是花不掉的,也没地方花,因此我不想家。我趴在地板上做俯卧撑表明,新兵必须想家,不想不行,当然,如果你能够做500个俯卧撑,可以不想。

  我受到了平生最大的委屈之后,渐渐地又不把班长当作一回事了,这种思想有一定的危险性。幸好班长没有洞察人脑的眼光,又幸好科学家还没有发明显示人脑思想的机器,不然他将这种机器往我头上一罩,我又得做俯卧撑了,还有可能株连全班观看“午夜狂奔”。我无法向他妥协,无法像以前那样热情地称呼他,久而久之,他也发现了我的不友善。我肯定他发现我不友善的很大原因是我没替他洗短裤。大家知道,新兵渴望做好事,渴望受到表扬,而帮班长洗衣服可谓一举两得。我的床铺靠班长最近,因而他换下的衣服,我总是第一个发觉并抢到,先泡在脸盆里,放上洗衣粉,算是占有专利,等做完自己的事了,再来洗。有一次,洗到他的短裤,手感硬硬的,很不舒服,立即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义愤填膺,口占一绝:“操贼遗毒种,蓄意混军中,他年若得志,揍你成肉松。”一旁的徐东良改为“让他洗短裤”。我不把班长当回事之后,当然也就发现不了他什么时候换衣服。在此之前,我就说过,班长的权力很大,他看你不顺眼时,就会祭起法宝,拉你紧急集合。我不替他洗短裤的那天晚上,我们准时在午夜狂奔,狂奔之后,他赠我一个头衔——刺头兵。

  新兵连就出现了刺头兵,这还了得,指导员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准备给我上一课。指导员姓熊,一看就是豪杰,方面大耳,熊腰熊掌。不管从任何角度看,他也不像一个会做思想工作的军官。我突然想到“食言而肥”这一成语,差点笑起来。他的房间很整洁,一排排领导文选的新书代表着他的身份,书桌的中央有块玻璃棋盘,左上角有一本书,书名是《怎样与战士谈心》。他很客气招呼我进来坐下,并亲切地问我,会不会下棋。我说会一点。他就拿出棋子说,我们来下一局,边下边谈,我让一个马吧。我们就下起来,起先他还表扬我棋法可以好像打过谱的还问我老家在哪里家里有哪些人,后来就不问了,因为他的一个车被我吃掉了。第一局他输了,他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说,好小子,有一手嘛,再来一局,这回可不让你了。第二局,他又输了。我杀得痛快无比,对他说,再来一局,我让你一个马。第三局,他还是输了,输得比前两局都快。其实指导员下棋是不错的,只是他轻视我,战略战术上都轻视我,所以输得很惨。他站起身来面红耳赤,挠挠头,连声说,他妈的厉害,他妈的厉害——你不是刺头兵,我说不是就不是——回去把你班长叫来。我来到他的房间,他没有询问一句关于我是刺头兵的话,只下了三盘棋,就断定我不是刺头兵,说明指导员当得还是有艺术的。班长从指导员房间里出来时,看到我,从牙缝里蹦出两个字——“你牛”。我愣了半天,也想不出来我怎么又牛了一回。后来想通了,我“牛”的原因是因为我赢了指导员三盘棋。班长的心里肯定在说“新兵蛋子,没个鸟数”。翻译成俗话就是:新兵,真不懂规矩。如果是现在,当兵九年的我,重当新兵,再跟指导员下棋,绝对不会赢他三盘,最多赢一盘,而且是在他让我一个马的情况下,以微弱的优势赢他。因为我现在懂规矩了,所以,懂规矩有时不妨看作少赢两盘棋。

  新兵连的生活终于结束了,我被分到了海防一连。一连是全师训练最苦,管理最严的单位。我是被班长“推荐”的,这分明有修理我的意思,幸好我本来就想当兵就要到最苦的地方去。临走前,曹班长与我们一一握手告别,当他向我伸出手时,我没理他,只说了一个“滚”字。他的脸色由红变青,他的表情由诧异变成愤怒,我就是在他愤怒的注视下,雄纠纠地登上开往一连的东风车。我没想到我在众目睽睽下这么粗鲁,但那一刻却是我在这三个月中最痛快的时刻。

  不过,凭良心讲,曹班长批评我固然多,但也没少表扬我。有一天晚上,他也不知从哪得知这晚全连要拉紧急集合,就要求我们穿好衣服,打好背包,一听到哨音就冲出去,一定要得第一。不知是领导得知消息泄露还是故意透露消息看看各班的反应,紧急集合始终没拉。我们几个新兵冻得要命,只得挤在一起蜷缩到一张毛毯内。一大早还没到起床时间,指导员来查房,故意问我们为什么这样。班长因机关被识破红着脸说不出话来。我说,为了加强团结,才紧紧抱成一团。指导员又问,怎么都穿着鞋睡觉。我说,时刻准备着。或许是指导员想起他当兵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出去了。班长说我机智勇敢,又说我是为了班集体的荣誉……他夸了我好一会儿,直到他也觉得难以自圆其说。

  我和曹班长最终还是讲和了。在一连当文书时,他去看过我,我还请他吃了一顿饭。在军校第一个学期收到了他 。信中说他结婚了,生小孩了。想必现在他的小孩早就会打酱油了。有时,我看到泡在盆里的短裤忍不住就要想起他。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会不会在洗短裤呢?替谁洗呢?

  东风车载着24个去一连报到的新兵,一路颠簸,穿过几个隧道,越过几个山头。越开越荒凉,越看越心酸。山是光秃秃的,偶尔看到的几颗树也是光秃秃的。一路上死气沉沉,没有一丝生机,没有一点绿色,前方的路不知怎样,正如未来不知是怎样……一连,在哪里呢?幸好,这条路还是有尽头的。傍晚,太阳还没完全落山,总算到了一连。迎接我们的是铺天盖地的锣鼓声和热情洋溢的欢迎声。我们心头热乎乎的,路上的悲观气息一扫而光,很感动于老连队对我们的重视。后来知道热烈欢迎并不代表重视。老兵退伍后,新兵还未下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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