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偶像马三亿学习

序

　　 陕北民营石油案被称为“中国民营企业维权第一案”。2005年5月27日，行政法学者应松年、张树义、姜明安、莫于川、李洪雷、蔡乐渭、田宇红举行就陕北民营石油企业回收案进行专家论证，会后出具的《陕北民营石油企业回收案专家论证意见书》中，明确指出“本案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陕西省三级政府动用行政权力，以单方、暴力的具体行政行为强行解除合同，接管合同关系对方的油井资产是明显的越权干预合同纠纷的行政违法行为。”2005年7月，民法学家江平先生在《中国改革》发表文章《行政强权在侵犯人权和私权》，指出对朱久虎律师的非法拘捕“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权利，特别是侵犯了律师的合法权利”，以及地方法院以抽象行政行为为由不予受理此案“太荒谬！”。除《榆林日报》与中央电视台外，榆林、靖边政府动用暴力抢劫百姓的油井及经营成果非法与野蛮已得到海内外舆论界的一致声讨。

　　　　　　在学者、律师、记者介入之后，两地政府非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玩弄司法，报复打击当事人。5月14日晚22点，靖边诉讼总代表冯孝元和陕北石油民企律师办公室工作人员仝宗瑞在西安下榻的宾馆中突然被榆林市警方带走；15日，定边县民企诉讼总代表张万兴、靖边县青阳岔油农、诉讼代表王志军被定边警方抓走； 26日凌晨1点左右，陕北石油民企诉讼代理主办律师朱久虎被榆林市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罪”和“非法集会罪”的罪名被捕，律师、诉讼代表6人被捕； 6月28日，定边县在“坚持以打促整顿，以打促接的原则下”，“采取强硬措施，全面接管油井”；派出的警车与张天渠、店房洼、樊学、姬塬等油区的近数千名群众发生10多个小时严重对峙，次日凌晨，榆林市派出200多名荷枪实弹的武警与公安人员的配合下，当场拘捕12名群众，拖走几十辆汽车，占领油井。7月25日，央视“经济与法”栏目一自称“刘波”的记者声称“央视领导与该栏目对陕西地方政府野蛮违法的做法非常愤慨”，以采访为名，与榆林警方勾结为奸，在武汉诱捕维权代表冯秉先。

　　　　　　至此，两地政府“收回”油井的黑社会性质已昭然若揭。为向中央交代，当地政府声称油井收回之后，石油产量，生产的安全性，管理的先进性和环保指标都比私人经营时有所提高。为对此种说法进行核实，北京的法学界与律师界将持续投入半年以至更多的时间，分赴陕北对此案发生后榆、靖两地的社会状况作出长期调查并定期向国内外公众、中央及各有关部委出具系统的调查报告，以将真相昭示天下。

　　　　　　第一期调查为期半月，由我们二人进行。我们谨对此报告所有读者承诺，我们的独立调查本客观公正之原则，不以任何个人、组织的意志为转移——我们相信真相的力量胜于谎言与暴力。

　　　　是为序。

　　　　 高智晟 楚望台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日 于陕西榆林

　　　　一、石油流到哪里去了

　　　　　　刚到靖边，我们竟遇到了一场小型堵车。在这样一个闭塞的小县城，遇到堵车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本就狭窄的街道上有一支五十余辆的送葬车队经过。开车的师傅说，死者都是石油工人。“油井起火烧死的，都快一个月了。”

　　　　　　我们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一月前发生的事故到今天才将死者下葬。再向师傅询问死者是哪个片区的，事故怎么发生的，师傅推说不知道，让我们问别人。

　　　　　　我们带着疑问下了车。初到这里便遇到一次不幸，无法不使我们对油井的安全措施感到担忧。后来见到了几位原来的石油投资者，才知道事情的大概。事故发生在小河乡第三采区，死者共有两个，其中一个叫刘建，32岁，黄蒿涧人，是钻探公司三采六队的片长。另一个叫高仁虎的，24岁，临时看井工。本地的风俗是人死后七天内下葬，而之所以拖到今天是因为死者属于事故死亡，死者家属与钻探公司就赔偿问题没能达成一致，一直争吵到现在，两家死者家属各得到四十余万、二十余万的赔偿。

　　　　　　“国有钻探公司现在牛起来了，有钱了。两年前他们连工资都发不下来，死了人能给你赔几十万？前两年是压着不让往上报，现在油井收了，什么事情都来了，尤其是死人的事，过去在私人手里哪有这号事。死一个人国家赔几十万，又不是当官的他自己赔，花钱消灾，不让上边知道就完了。”

　　　　　　“为啥（油井）在私人手里头没有这号事？我们打井的时候雇地质工程师选井位，雇专业打井队打井，雇石油工程师指导生产，雇专业的施工队测井，固井，注水，请来教授、工程师帮我们改进技术，井在我们手里永远不会出事故。”

　　　　　　“这里没有哪个人打井是容易的，打一口井几十万，都是（向）亲戚朋友借来的，出一次事，（政府）不让你干了，你就是一身的债。你要是认真干，踏实干，几年能把账还清了还有的挣。现在他们把油井抢去了，我们就是全陕西最穷的人，（我们）这些人身上都背着债，几万几十万的都有。”

　　　　　　我们记录下的数字是，靖边地区油井私人经营的十余年期间，共发生不到十起事故，死亡一人；而油井被强占后两年余时间内，发生大小事故一百八十几起，死亡十余人。

　　　　　　“现在油井抢走了，我们背了一身债，国家一样没有得到利益，石油都走到黑市上去了。”

　　　　　　这句话使我们有了浓厚的兴趣。榆、靖两地政府强抢油井的理由之一是民间投资“干扰原油、成品油的流通秩序”。在下午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极荒谬的论调。在这一地区所有民营油井被强占之后，正是权责不明的落后管理制度，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地下石油黑市。

　　　　　　我国《矿产资源法》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规定由指定的单位统一收购的矿产品，任何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收购，开采者不得向非指定单位销售。石油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必须由国有公司统一收购。国家为每口油井测量产量，要求开采者足额产出，对于超出定额的产量，由民营公司交到运销公司指定的脱水厂。

　　　　“黑市”指的是从油井上偷油转手出售。在油井私营的时期，偷油的情况极少发生，因为石油的产出量关系到油井主人的切身利益。而在油井被以“国家利益”之名强占、原来的油井主人被拘捕或驱逐之后，“黑油”迅速增加，“黑市”不断扩大。其实这完全是一个可预料的结果，是六、七十年代大锅饭悲剧的再次重演，其原因以四个字概括，就是监守自盗。

　　　　　　用监守自盗这个词形容或许仍是不准确的。石油是国家的资源，是全体人民的共有财产。地方政府成为国家财产的监守者，非但不能保证国家财产不被非法侵占，反而给一些人的贪欲创造了一个温床。我们取得的信息主要有：

　　　　　　1、部分工人偷油。一位工人告诉我们，井上偷油的手法有这样几种：一是偷石油。一根输油管长十几米，一次打上来的油剩在管子里的可以装几水桶；二是偷柴油。抽石油需要柴油机带动，在柴油机上做点手脚，就可以把“省下”的柴油拿出去卖。很多油井把柴油机的冲次降下来，或者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不开柴油机。

　　　　　　2、在油井设备上做文章，侵吞国家财产。比如油井上用的油杆，属于必要损耗品，废油杆作为废铁，几元钱回收之后刷上新漆当成新油杆再用，报账达到每根一百几十元。

　　　　　　上面说的这些在黑市上，都是微不足道的小数目；当地政府的“检查站”，也主要是为他们设立的。而真正的硕鼠，是那些强占油井后的管理者。一位知情者告诉我们，“老百姓用袋子往外背油让他们截住了，要往死里打，那些拿油罐车往外运油的，给他们放下一千几百块钱，他们就让过。他们知道你能弄一车油出来，肯定有后台。”

　　　　　　如果这些“检查站”真的有用，只需要在运油车出境的每个路口上设立一个检查站。但实际上在每条公路上设立的检查站都不止一个。这些检查站分属市、县稽查大队、钻探公司、石油管理部门。它们每天捞到的油水，和流入黑市的石油量是成正比的。

　　　　　　我们很容易想象是什么人可以管理这些被强占的油井，也不难理解这些人是怎样在光天化日下把一车车石油运到油贩子手里。我们一开始不明白的是，他们怎样完成定产指标？一位知情者给了我们答案：这些硕鼠的文章做在油井测产上。

　　　　　　“你送多少钱，他们（指测产单位）就给你测多少产！”

　　　　　　“好比一口井产量是十吨，他们能给你测成三吨，剩下那七吨你就能拿到黑市上卖！”

　　　　　　在靖边的两千余口油井被收回后，政府又增打了二百七八十口井，产油指标居然一下子降低了。我们不禁要问，当地政府究竟是没有能力将这些油井的产量测清，还是根本没有将它测清的打算？

　　　　　　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一部分黑市收油点，固定的有内蒙“四大队”、庙畔、靖边王家庙等地，小型的有靖边教堂附近、石湾、高家沟、水口潭等地。集中起来的黑市石油，被运到产油区的边缘地带进行私炼，私卖。就算是国有炼油厂也一样在收油过程中制造猫腻，如“榆炼”一等油价3300元/吨，表面看来这个数字虽然与其他厂定价持平，但将油卖给榆炼可以避开国税、地税等各种税收。

　　　　一位知情者估计，在陕北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石油进入黑市。地质学家将石油称为黑色的金子，而现在的陕北，这黑色的金子正源源不断地流向一个巨大的黑洞，流进一些人鼓胀的腰包里。

　　　　高智晟 楚望台

　　　　 二零零五年九月十日 于陕西靖边

　　　　二、青阳岔：从“小香港”到“臭水沟”

　　　　早晨我们雇了一辆车，从靖边县城到青阳岔去。青阳岔镇是靖边县最大的产油区，油井数量占该县的一半以上。石油工业带动了整个地区经济，素有“陕北小香港”之称。

　　　　县城到青阳岔将近六十公里，短短的路程我们却走了一个半小时。黄土高原的地形沟壑相间，我们就在沟壑之间狭窄的公路上绕来绕去，不断地上坡又下坡。路边山坡上，只有杨树长得旺盛。

　　　　路边零星分布着几块庄稼地，种的作物有玉米、荞麦、糜子和葵花。我们发现这里的玉米干枯瘦小，而葵花已经是濒死状态了，最大的花盘也只有手掌大小。“今年没有雨水，都是干死的。”开车的师傅说。

　　　　这位师傅姓鲍，在靖边县城与青阳岔之间跑车有五年了。他的家在青阳岔附近另一个镇上，早几年在宁夏打工，青阳岔经济发展起来后他回到靖边，用打工的钱买了辆车，做起了出租生意。在青阳岔油区的私营油井被强占之前，来青阳岔的人络绎不绝。“那个时候钱好挣，我一共有三辆车，自己开一辆，再雇两个人，刨去工钱油钱，一个月能挣出差不多一万。”

　　　　而现在鲍师傅的另两辆汽车已经停运了。“现在不行了，我自己开车，几天都没人坐车，干一天赔一天，油钱还特别贵。”

　　　　鲍师傅告诉我们，这里的93#汽油每升4元8毛多，又问我们北京的油价，我们告诉他北京93#汽油每升是4.25元。鲍师傅愤愤地说，“家门口产的油，反倒比拉到外面的都贵，这些狗日的真不得了！”

　　　　这段路上我们不断看到路边紧锁无人的房屋。鲍师傅说私营油井被强占以前这都是有人住的。“两年前这里热闹得很！”

　　　　颠簸许久，我们终于进了青阳岔。和我们的想象不同，这里完全和中国其他山沟里的小村子没有区别，甚至更加脏乱。青阳岔只有一条道路，所有的房屋都沿着这条路分布。现在这条路边正在挖沟，挖出来的黄土堆在路中央，这条路仅容一辆车通过。风从山沟里吹过，满街黄土飞扬。

　　　　我们下了车开始找落脚的地方。镇民告诉我们，这里最大的旅馆叫西北大酒店，就在前面不远。

　　　　这个酒店临街，需要从大院后门进去。我们走进大院，没有服务员来迎接。上楼的楼梯口有间小房子，歪歪扭扭地写着“登记处”。我们敲了敲门，一个中年妇女走出来，我们说要住店，她带我们上楼，到二楼的客房。楼道走廊里漆黑一片，地上也很脏，显是很久没有打扫过了。我们要她将这里打扫一下，她说：“我们老板不是让我在这招待客人的，是让我看门的，现在我们这里十几天来不了一个人，这个月估计就只有你们住了。”

　　　　这间屋子所有的灯只有一个床头小灯是能发光的。到卫生间拧开水管，水里带着一股油污的味道。我们问这是怎么回事，她说“青阳岔的水都污染了，没法吃。原来我们是吃自来水公司的水，现在老百姓没钱了，交不起水费，自来水公司把水停了，吃的水都是二十几里外拉的。”

　　　　我们想起昨天和石油投资者见面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带来一张报纸，是9月14日出版的《榆林日报》。这张报纸用一整版了9月12日《经济日报》记者刘晓晨的报道《为了国家和老区群众的利益——陕北石油“三权”回收周年调查》。这篇报道第三部分叫做“无定河边见青蛙”。 文中写道：“收回油井后，按照创建文明井场的标准要求进行全面维修，不仅新建了大门、围墙、罐台和房屋等，而且部分井场还配置了自吸排污设备，基本实现了‘洪水不进墙，污水不出场，井场无油污’。同时，井区道路硬化延伸，井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油田绿化普遍加强，使各井区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

　　　　“这个报纸吹牛扯蛋，断子绝孙哩。”石油投资者愤愤不平地说。

　　　　“不看延（安）榆（林）报，坐下看热闹，看了延榆报，吹牛又放炮。”这是我们在陕北听到的一段民谣。我们发现，在偌大的榆林、靖边县城里，找不到卖报的地方，宾馆里仅有的报纸是《榆林日报》与《三秦都市报》。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这个并不算穷的地区居然是如此闭塞。这里的人并不知道，现在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着他们。

　　　　匆匆吃过午饭，我们决定到油区亲眼去看一看。主要的油区在青阳岔以南大约三公里，油井大部分在山上。

　　　　我们从镇上向南走，还未出镇就看见一座桥，桥下只剩下一小股水流，河床上积了厚厚一层油泥，河水泛着呛鼻的原油味。我们爬到桥下，发现河对岸有一座油井，排油管伸到河岸边，石油流进河里。我们用相机拍下了这个油井，以及河里面粘了厚厚一层石油的石头。

　　　　过了桥就到了山下，山前有块空场地，场地前有个“青龙坛剧场”，实际上就是一个封了顶的戏台。外面贴了瓷砖琉璃瓦，看来很是光鲜，里面却是秽物遍地。剧场旁边有几个窑洞，里面供奉着各路说不上名字的神仙。从供桌上厚厚的一层灰来看，这些神仙也断炊很久了。

　　　　我们沿路上山。这条两三米宽的路靠脚异常难走，因为路面上是厚厚的一层黄土，每迈一步半只脚都陷在黄土里面。我们就这样绕这座山走了半圈，发现路旁的山沟里，黑油油的一片。我们半滚半爬到坡下，发现沟底长的杂草，草根附近的地面都是黑的。

　　　　路过的一位老农告诉我们，那是前两天发过一场洪水，洪水把坡上的积油冲到坡下顺沟流走。我们问油是从哪里流出来的，他顺手一指前面的一个小山谷，说你们到那里去看看。

　　　　我们往那个小山谷里走。脚下的土越来越软，两边的山壁越来越窄，我们不得不抓紧山壁上的杂草。走了约有一里多，我们惊奇地发现有一条黑色的小溪，从我们脚边向谷外流过去。没法再往前走了，我们只好艰难地攀上较平缓的一侧山壁，抬头一看，对面崖上竟挂着一条小型的石油瀑布！

　　　　我们判断对面的山崖上有口油井，因为山的这一面没有路，油井以为把漏出来的油排到这边来不会有人发现。我们决定到对面的崖上去，找油溪的源头。

　　　　一小时后我们爬到了崖上。不出所料，这里有一台油井，两座毛坯房，一个装满石油的大坑，无墙无门。油井还在运转着，喊了两声，却不见人。在崖边往下看，从油池里漏出的石油正无声无息地顺坡淌到崖下去。

　　　　我们往山下走了一段，发现后面有人远远跟着。我们想可能是有关部门派来盯梢的，就转过身喊他，“你是干什么的？”

　　　　那人小心地走过来打量我们，我们也打量着他。他大约四五十岁，穿一件满是油污的工作服，一双破胶鞋，看来像是本地的农民。

　　　　我们亮明了身份，他一下子激动起来。“你们知道我是谁？一年前那口油井是我的！”他指了指几百米外的另一口油井。“那些土匪把我的油井抢走了，叫我做照井工！”

　　　　“你们来了我把这里的事情都倒给你，他们（指国有公司）没有技术，管不得（油井），又来找我，要我在我的油井上作照井工，你说我能愿意干么？ 02年我花了五万块买地块（指井位），又花了二十万打井，给地方上（指地方官员）送钱也得十几万，我现在背了三十万的债，恨不得活扒了他们。现在一个月给我六百块钱工资，不干没有办法，退耕还林了没有地种，老婆孩子六口人要吃饭哩。”

　　　　我们跟他提起刚才看到的污染，他拉着我们往山崖的另一面走，让我们看几座山头围起的一个山间谷地。我们远远可以看见，这些山头上的十几座油井，下面都有长长的一条黑带子挂在山间。

　　　　“那些都是原油！那山上一天淌下来几万块钱嘞！”

　　　　“以前油井私人管理的时候，没有哪个敢漏出一点油来，漏出一点环保（部门）就罚五千块钱，让你停产整顿。现在（油井）都归了政府，你说他自己能查自己？”

　　　　告别了这位陕北汉子，往山下走去。没走出多远，从山上开下来一辆大罐车，我们急忙闪到一旁。罐上写着四个字“污水处理”。车开到我们前面去我们才发现大罐子根本没有上盖子，里面的含油污水沾上路上的黄土，溅了我们一裤腿。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那辆车轰隆隆地开往山下，山路变成一条污泥的长龙。

　　　　 高智晟 楚望台

　　　　 九月十一日于陕北青阳岔镇

　　　　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三日来在榆林、靖边就石油事件的调查走访，是一次难忘的艰难经历。这“艰难”二字不是指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也不是边远地区工作不便，而是我们走在路边地头，这里的人们看我们的眼光，是好奇和恐惧。当我们笑着和他们搭话，告诉他们我们此行的目的，绝大多数人立刻闭嘴摆手，甚至问路都是一问三不知。我们不禁想起《国语》里描述的“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后来颇费周章才得知，这种人人自危，畏我们如洪水猛兽的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方面是从2003年起，榆、靖两地出动警察强抢油井的暴力图景犹在眼前，让人们心有余悸；一方面是油井被强抢后投资人到北京上访，后又组织起来寻求法律解决，两地政府又采取暴力手段抓捕维权代表，以大阵势刻意营造恐怖气氛。

　　　　 在青阳岔一个没人的小饭馆里，饭馆老板对我们道出了原委。

　　　　“那个时候他们一来就是几百号人，大部分都是警察，那阵势就把人吓砸了（陕北方言，吓瘫了），你说话他们就抓你，手铐一戴就把你塞进去。旁边的人看不惯嘀咕上两句，他们就说‘拉回去收拾’，就铐起来撂车上。”

　　　　 “哪里有手续，没有手续。抓那么多人要办什么手续。去年他们抓我的时候，我逃出去了，他们在街上说，谁知道我在哪里给两万块钱。这岔子上的任子明、老贾（经核实叫贾俊海）这些老汉，不就是因为多嘴被关了半个多月。去年光靖边县坐禁闭的就不下几百号人，你们外乡人没见过那阵势。土匪来了咱不怕，国民党来了咱不怕，没人能劲得上（方言，斗得过）这里的警察。”

　　　　 一位曾经是油井经营者，现在靠开车维持生计的刘姓师傅对我们说：“我就被抓过，关了六天。那种生活你根本受不了，几个人，有的时候十几号人圈在一起不让你睡觉，他们几个人轮流看着你。很多人三天下不来就说不啦不啦，油井我不要啦。”

　　　　 “实际上油井人家早抢过去了，就是怕你出去告状，像照（看管）狗一样照着你。就这样照着，他们还是不放心，他们是想着点子拾掇你。他们找人装成记者，下来说是要采访，谁跟他说话第二天就抓走了。现在就算是真记者，老百姓也怕是公安，不敢言声。”

　　　　 “我不怕你是假律师。十年前我带了几百万来靖边，现在啥都没了，还倒挂一百多万，离了婚，孩子归了老婆，我还怕个球。再说你那记者证看着不像假的（我们给他看的是律师证），只要你问我就敢讲，陕北人不都是那么松（song，第三声，陕西方言）。只要井要不回来我就要告，你不让告就应该把法院撤掉，你不让上访就把上访站撤掉！你不撤掉，花着老百姓的钱，又不让老百姓告状，你这叫什么法院，叫什么道理？”

　　　　 一位公安干警通过投资人引荐，与高智晟在一个叫不上名字的地方进行了长达六个小时的单独交谈。据他讲，自强制回收后到2005年5月，虽然有多次大规模的抓捕、打压，但仍然发生了今年五月份的群体上访事件。榆林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及榆林市公安局的领导当时的决心是，将三百多名投资者（上访者）全部抓捕，抓捕后无限期关押，直到写下“保证书”后才可以释放，但必须保证两年内不离开住所地。榆林市公安局局长杨勇态度最为强硬，坚决主张全部抓捕狠狠收拾，但因为公安系统内部反对抓捕的声音也不少，改而先抓捕了12名维权代表。

　　　　“实际上我们当时抓这些人，没打算给他们定罪，只是想关上一段时间，他们写了保证就放了。没想到的是这些人太硬气，后来国内外报纸上开始批判这个事，捂不住了就开始研究罪名，准备给冯孝元定个重婚罪。”

　　　　“他们本来以为只要人一到手，想要什么证据就有什么证据，现在看来是判断失误。这些人很硬气，宁死不写保证书。”

　　　　“这个月初我们又搞了两次大行动，一次是针对所有这次被抓的维权代表，每人突审了四天四夜，每组六个警察轮着审一个人，不准睡觉，有两个三天就倒下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这次主要的目的就是找朱久虎、冯秉先的犯罪证据。第二个行动就是在抓一批人关起来，继续找证据。最后关了四天又放了。”

　　　　“抓人整人对我们普通警察一点好处都没有，我是榆林人，我的亲戚里也有投资油井的。后来出去抓人好多都扑空了，这就是警察偷着跟他们打招呼，让他们出去躲。警察也是人，在家乡也得讲个人情。我自己就做过，没办法。”

　　　　我们理解不愿开口的人。但我们不明白，这些人已经是走投无路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党治国先生的《陕北民企调查》中提到过青阳岔一个叫石秀成的投资者。到了青阳岔，我们想先找老石了解情况。在小饭馆里，我们向老板打听石秀成的联系方式，他说，“上访回来这个人就跑了，跑了两年了。”

　　　　很明显他在骗我们。党治国先生在青阳岔访问石秀成正好是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揭穿他，回到下榻的住处，继续一个一个的打电话，找人。

　　　　到中午，总算来了三个人，两个是青阳岔本地的，一个是外地来投资的，负了债不敢回去。他们简单讲了一下自己的身份，我们发现这三个人的关系很微妙。外地来的那个姓王，十年前带了六百万来陕北，赔得血本无归，负了一百余万的债务；一个年轻些的，是“王老板”井上的工人，也投了钱在油井里；一个年纪大些的姓武，自己打了一口油井，是“王老板”的债务人之一，而他自己也欠着外面几十万。

　　　　我们拿出纸笔准备做笔录，他们一下子慌了。“说就行了，别记。”

　　　　我们耐心地解释说我们只是作为证据，不会公布你们的名字。他们嘀咕了一会，冒出这么一句：“你们真是北京的律师？”

　　　　我们拿出律师证，身份证，甚至是写着“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的银行卡。他们拿在手里传看了半天，还给我们。这时武老汉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说了几句，站起来说家里婆姨叫回去吃饭，得回去了。

　　　　看来留下他们，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我们一下子发了火。“我们从北京跑过来搞调查，政府不会配合我们，你们也不说话，我们还来这里干什么？！”

　　　　那一老一少讪笑着出去了。王老板很犹豫，想走却又迈不出步，最后对武老汉说：“你们先回去，我和高律师再聊聊。”

　　　　王老板拘谨地又坐下了。我们问他，“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

　　　　 他说，“一千多。”

　　　　 “你欠的一百万这辈子还得清吗？”

　　　　 “还不清么。”

　　　　 “你还不清，你的孩子就得接着还。”我们说。

　　　　孩子这两个字正中了他的心事。这个四十多岁的陕北汉子，一个曾经身价几百万的民营企业家，一下子哭了起来。

　　　　“我不怕坐禁闭。啥都没有了我还怕啥，在牢里还能躲债主。我三个孩子，一个已经不上学了，那两个也是马上的事。”

　　　　我们无意指责投资者这种怯懦。现在这些人普遍的心态不是希望政府把油井还给他们，而只是希望政府能多给一些补偿，把欠下的债还清。按照03年的油价算，陕北地区的民营油井价值70多亿，而政府提出的“合理补偿”是13亿多。04年经过维权斗争，政府许诺再加50%的补偿，而全部的补偿尚不足以让绝大多数人偿还债务。他们可以不顾个人的安危，却不能不顾及到整个家庭的生存压力。

　　　　“他们也不是不敢讲，我们是怀疑你们是县上派下来的。只要你们能证明你们是真律师，我们什么都倒给你。”

　　　　我们说：“这个简单，朱久虎律师的婆姨你认不认识？”

　　　　“认得呢。”

　　　　我们立即给朱久虎律师的夫人邢文增女士打了电话，递给王老板。邢女士在电话那头证实了我们的身份。王老板看起来是放了心，说请我们到家里吃顿饭。我们答应了。一方面是想和他多聊一聊，一方面也想看看他们家里的情况。

　　　　他家离宾馆不远，有个小院子，唯一的房屋是个仓库，人住在三口窑洞里。王老板的婆姨在院子中间支了块面板，准备给我们做面条。

　　　　我们把前几天写的报道给他看，他拿在手上边翻边点头。看完还给我们，说，“高律师你放心，下午我去替你们说，他们信得过我。晚上我们就去找你。”

　　　　晚上，果然陆陆续续的来了不少人。我们开始了对投资者细致的访问。

　　　　高智晟 楚望台

　　　　九月十二日于陕北青阳岔

　　　　四、从“开门引凤”到“关门打狗”

　　　　　　贺建军，47岁，靖边人。方脸庞，小眼睛，身子很壮实，喜欢两手抱在胸前说话。他是为数不多的愿意公开姓名的人之一。我们在靖边对他进行了简短的访谈。

　　　　　　“投资油井之前一开始是卖豆腐，搞废旧回收，办修理厂，能挣钱什么都干。”

　　　　　　“投（资）第一口油井是97年。那个时候我婆姨娘家那打了一口井，我从农行贷了五万，自己拿了两万多，和他们村一个人合伙买了这口井，一共是十三万五。”

　　　　　　“两年以后我把这口油井转让了，2000年冬天我和叔伯哥又买的别人的油井（114号），花了54万。钱不够，是房子抵押的。从农行，信合贷的款，二分利息。”

　　　　　　“买的时候说是（日产）一吨三，买到手一个月，下降到700公斤。我不服气，找了工程师改造。一开始找的长青公司，花了一万二，停产了好几天，最后没有起任何作用。后来又聘请了长庆（油矿）的退休老技术叫周宏军，给我作技术指导。他拿的咨询费三万五，然后修井的，洗井的，强抽的，这几道工序，连给周宏军的三万五花了12万。搞下来以后又减产了，成了500公斤。”

　　　　　　“这段时间乡政府因为1200的扶贫费没交到，把我们的井停了。2年多一点抽了(指卖油)20万块钱，搞下来赔了40多万，连利息60几万块。这是第二口井。”

　　　　　　“第三口，也是买别人的井（099号），那是2002年，这个井是口干井（指没有油的井），买下来花了5万多，我自己出了3万，剩下的是别人的股份。后来又请了周宏军作改造，酸化，设空，压裂，共总花了40万。出油由几十公斤涨到两百公斤，最后涨到2吨3。这个增产的期间，一直以三百公斤缴税，后来产量提高到2吨3时按2吨3交。几个月当中盈利大概是十几万块钱。”

　　　　　　“03年6月7号，政府把井收回去的。五六个警察开着车，把看井人的被子撇出去了。说再不走就逮你。给我兑现是按290公斤算的，兑现15万。我那个井当时价值90多万。一开始不服气，没去取，乡、县领导强行叫我取钱，我不取。我说我不要钱了，给你们。前两天才去取的。我现在欠农行二十多万，信合三十多万，自家亲戚十几万。”

　　　　　　“03年7月份在陕西省政府门口静坐，去了三千多人，那以后开始抓人，任光明就是带着手铐脚镣签的字，通缉的二三十人，里面有三个老共产党员，都70多了。”

　　　　　　“03年8月去北京上访，开论证会。我们这一块去了20多个。回来县上抓人，到公安上罚了钱，有五千的，有三千的。”

　　　　　　“陆陆续续一直到2004年7月份，朱久虎来了，开始走法律道路。委托了朱久虎，选举了一系列代表，我是理事组的，一直参与诉讼。原先一共有200多家企业（委托），后来缩小到140多家。”

　　　　　　“这次没抓我，是因我没去西安上访。因为我浑身有病，胃病，糖尿病，高血压，去西安时我正输液呢。我是重点人物，被讯问了好几次。”

　　　　　　袁申（化名），青阳岔人，42岁。他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是：“中国的法律就是空纸一张，你们说是不是？”

　　　　　　“投资油井之前我是农民，2000年6月份，我们全家投资油井，我，我兄弟，姑姑，姑舅，连凑带借凑了五十几万，就在青阳岔承包别人的井。开始是半停半抽，晚上停机，产量不稳定。后来请华北压炼队用高能气体压力洗井，改造以后能出八百多公斤。”

　　　　　　“县上有个运销公司，说我井上是大比重油，必须交在青阳岔脱水站，交在助剂厂不行。结果我交在脱水站的交油票，不顶交油任务，补偿的时候只能按干井兑现。我就觉得实在不合理。”#61482;

　　　　　　“第一口井回收20来万，亏了30来万。”

　　　　　　“第二口井是自己打的，2000年10月份投的产，投了90多万，是我们三个人的股份，每人三十万。后来2002年10月份那两个人撤了资，我自己把油井盘下来。”

　　　　　　“这两口井扣掉国税，一共给了我十来万块钱的补偿。我整个亏了八十多万，现在负的债有五十多万，这些都是高利贷，有三十多万是二分息，有二十万是一分五的。这个都是欠亲戚的。要是欠外人，早就活不下去了。”

　　　　　　“2003年6月份，公检法三家一块来的，先占领油井，后跟我们算账。”

　　　　　　“7月份到西安上访，后来去的北京。今年4月又到榆林市政府上访了一次。回来以后（公安人员）天天找我谈话，问谁叫你上访的。”

　　　　　　这些投资者困惑的是，在前几年政府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他们投资打井，为什么过了短短几年，就翻脸不认人地撕毁合同，抢占他们的油井。“（打）油井都是政府正正路路批准的，我们不是偷偷摸摸开井。资质都具备了，审批通过了，执照有了，合同签了，钱投进去了，忽然有一天他们说油井是他们的，说没收就没收了。”

　　　　　　在《安塞县石油联合开发政策及管理规定》（塞发1995-47号）、《定边县石油开发优惠政策》（1994-4-8）等文件中，我们发现了如下条款：

　　　　　　“凡愿意来我县联合开采石油资源的国有、合资、独资企业的投资者，我县均热诚欢迎。对投资大、对外联系广、有一定经济实力、实行规模开发的大户优先引进。”

　　　　　　“凡对我县基础设施建设、主导产业开发以及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等方面有支持、带动作用的投资者，政策予以优惠。”

　　　　　　“在联合开发石油资源的同时，在我县日（原文如此）、投资兴办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对县内嫁接改造，给我县新建企业提供投资或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方面提供直接、间接援助的联合企业，开发油井的合作期限可适当延长。”

　　　　　　“对进入未探明区块勘探开发者，实行优惠和鼓励政策：开发者经过物化勘探和钻井勘探探明的区块，每平方公里享有3口油井（含勘探井）的长期经营权，其余探明区块按5：5的比例与县上共同分享。”

　　　　　　“石油开采期间，县上可为供电、供水、交通、治安、土地征用等方面服务；并提供生产所需各种材料和物质。”

　　　　　　“鼓励和扶持中外投资者在油房庄油区、红柳沟油区以外的六块油区进行小区成片开发。凡首家在上述油区开采的第一口油井除上缴国家的各种税费外，县上免收部分或全部其分红上缴利润。”

　　　　　　“县级单位钻采石油，按照有关规定，每口油井手续费300元、项目费1万元，不交10万元的抵押金。”

　　　　　　而到了2003年，在《王斌副市长在全市收回油井三权调度会议上的讲话》（榆政发2003-55）和《榆林市人民政府关于明确收回油井“三权”有关工作标准的紧急通知》（榆政发2003-33）中，政府作为合同的甲方，对合同乙方投资者们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要坚持‘先接管，后清算’按期按标准接管油井，不论有多大困难，多少阻力，各县都应抽调足够的政府工作人员，采取强硬措施，把油井的生产经营管理权接管过来，原投资者不能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留置井场，参与、变相参与或变通监控井场的和产经营活动。这是市委、市政府对各县最基本的要求。”

　　　　　　“全面接管油井资产，由各县组织的接管人员对油井的全部资产，包括各类生产资料，库存物品及技术资料进行接收。”

　　　　　　“原投资者限期退出井场，各县接管油井后，原投资者及其雇用人员必须一律限期退出油井，不得参与任何形式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

　　　　　　“彻底收回原油处置权，收回油井所产原油由各县国有公司统一处置，实行‘五统一’管理，原投资者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计量、质监、交售、结算等业务。”

　　　　　　投资者们从创业到破产的过程，就是地方政府从“开门引凤”到“关门打狗”的过程。访谈结束后，投资者们给我们念了一首在陕北传诵的打油诗：

　　　　　　“政府现在好光景，

　　　　　　挂着延长搞私营。

　　　　　　志丹子长又重生，

　　　　　　要我的家乡要我的井。”

　　　　　　高智晟 楚望台

　　　　　　九月十三日于陕西靖边

　　　　五、“找不到证据就劳教他们！”

　　　　世事万象变幻难测，在前几日的调查之中，我们费尽心力，行车二百余里，才能找到几个访谈的对象，总算没有陷入窘境。而今天一早，我们灰头土脸带着倦意刚回到宾馆，房间里的电话声即骤然响起。（我们刚登记十分钟，自己还尚不清楚这个电话号码）。下面记下高智晟律师与对方的通话。

　　　　（我们尚未查得对方身份，为叙述方便，对方简称“对”）

　　　　对：我找高律师。

　　　　高：我就是，请问您是哪位？

　　　　对：我是哪位咱们就不要谈了，我可以向您透露一点对您有用的消息。

　　　　高：请讲。

　　　　对：前黑夜（方言，前天晚上）我们三家吵了一夜……

　　　　高：对不起打断一下，您指的三家是哪三家？

　　　　对：公检法三家。这个事情比较麻烦，主要麻烦在朱久虎。要是本地人，根本不需要三家讨论。当时抓人的时候是上级党委政府拍的板，他们拍板抓人的时候从来不考虑案子的最后出路问题，但公检法就得考虑。一般你要是沾点犯罪的边也好说，关键你这次朱久虎这些人连边都不沾。咱是搞法律的，该明白这些事情。领导不管那么多，但麻烦是公检法自己的。

　　　　高：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对：这次两次要移送到检察院，人家都不接收，上面就硬压着。这次检察院、法院领导很狡猾，他们就认识到这些人根本不构成犯罪，就是不接收案件。检察院的领导明确表态说，要断可以，上面应该给个指示附在卷里。那个东西上边敢出啦？肯定不敢。这就僵到那了。

　　　　高：后来呢？

　　　　对：现在吵了一黑夜出了个结果，搞了个折衷。朱久虎他们七个人不构成犯罪，检察院和法院也不愿意接收，我们就给这十三个人排了个名次，一半起诉，一半不起诉。冯秉先等前六名必须判，两院必须接受。朱久虎排到第十三名，但公安上这次是坚决听政府的，第七名至十三名这七个人由公安上解决，局长态度很坚决，说“你们不判，我们劳教他们。”

　　　　高：那朱久虎呢？

　　　　对：朱久虎的劳教问题，市委市政府还要研究。好了，我就说到这，再见。

　　　　（对方挂掉电话。）

　　　　上午，我们与从青阳岔赶来的王春林（化名）进行了一次访谈。老王今年63岁，是青阳岔农民，他是当地受害较重的人之一。

　　　　“县上从93年开始打井，不让老百姓打。把我们的地打坏了，推土机进来（耕地）不叫它推，还拉我们坐了一次禁闭。”

　　　　“从93年后我开始（开车）拉油，到99年就买的别人的三口井，买井花了五十多万，四十多万是贷款，从别人那借的高利贷，两分的利息。”

　　　　“改造花了六十多万。请的是陕西省地矿部的张工。买的时候三口井加起来产量不到五百公斤，改造以后三口井都能达到两吨。

　　　　“2000年又买了三口井，五十来万。这是我们自己凑的。五个人集资，我掏了20来万，一口出三百多，一口出七百多。改造找的还是张工，又花了三十几万。”

　　　　“到收井为止，一共花的钱有一百六十多万，六口井补了不到五十万，我赔的快爬不起来。”

　　　　“03年的6月7号收的井，当时从榆林调来12县的警察，光武警有二百多，都带着枪，从镇政府出来，都把子弹推上膛。让各县的警察在指定的时间到靖边集合，集合后分派往四个方向，天赐湾乡，青阳岔乡，扬米界乡，小河乡。”

　　　　“当时他们有个口号叫‘谁反抗，就地逮捕，就地审判，就地执行。’当时我不在井上，照井的都是雇的，谁敢给我们担风险。他们把屋里的铺盖，做饭的锅都掀到山沟里，跟照井的说你再不走就抓你，照井的就跑了。”

　　　　“2003年9月份我们去北京上访，一共去了200多人。回来以后一个多月没敢在家。到我家抓我。我是一股劲（方言，一直）在和他们斗。买个东西也该两家同意，你有强权在手，就随便抢走？我死也不服。前年12月委托的朱久虎（诉讼），全体委托人第一次开会是在宝龙大酒店，有四五百人。”

　　　　“连我们采出来的几罐原油都拉走了，胡宗南来的时候也没这么干过。当时任光明戴上脚镣，押到钻采公司叫签字。叫戴着手铐签。现在任光明又关押了，他把罪受砸了。现在他不闹没办法，不闹他没法过了。五百万赔了四十多万，补偿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他一下欠了两百多万。他说补偿不要了，要也是死，不要也是死。他在我这偷着住了13天，县上副书记张林生（现在是常务副县长）打电话骗他回，一回去就被抓了。”

　　　　“原来的土地局局长叫王应付，这个人找我谈过话，他说‘社会黑暗，我没有办法，你要不签字，我就得下台。’”

　　　　“要一分钱不给，我们心里可能还好受点。靖边百分之七十的投资者，欠的债三代人都还不清，就说借银行的钱，五年还不清，利息就和补偿一样多了。”

　　　　为印证老王的话，我们通过一些特殊途径，取得了一盘录像资料。在这段录像中，我们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公检法司，要保驾护航，提供坚强有力的法律援助和保护，在清理整顿期间不得受理和支持影响、阻碍油井资产归并重组的一切诉讼和上访，对干扰、破坏或无理取闹，拒不接受重组工作和不予配合的，要坚决予以制裁和打击，形成强大的震撼力。”（经查，此段出自《榆林市市长第17次办公室会议——进一步搞好油井资产归并重组工作的会议纪要》）。

　　　　04年5月12日安塞县抓获48名上访者，召开“公拘大会”，将上访者捆绑，吊打，游街示众。在这段录像中，我们看到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个武警将剃了光头，身着囚衣的投资者双手反剪，使劲用绳子勒的镜头。

　　　　而最让我们惊讶的是，在这样“强大的震撼力”之前，地方政府表面上似乎还对投资者流露着一种脉脉温情。在03年6月17日中共定边县委、定边县人民政府《致原在定边县联营开发石油单位的 》中我们看到了如下的字句：

　　　　“各原联营单位：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你们响应我县招商引资开发石油资源的号召，携带资金到定边开发资源。十几年来，我们双方互惠互利，友好协作，你们的投资在得到相应回报的同时，也为我县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带动了我县相关产业的发展，使我县初步形成了以石油产业为龙头的工业体系，为促进县城经济大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此，县委、县政府代表全县30万人民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尊敬的各联营开发石油单位，由于国家的政策因素，大势所趋，势不可挡，虽然我们在石油资源开发方面的合作已经结束，但县委、县政府及全县30万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哲人说，人生在世就是要追求，走到头又是新开头。祝你们在风雨兼程的人生路上，一路好走，一路平安，一路顺利。在其它更广阔的合作领域里，我们将给予你们力所能及、真诚实意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也祝你们在走向全国各地的征程上，二次创业成功！”

　　　　而信末的祝福语是：“祝身体健康，全家平安，理解万岁，再创佳业！”

　　　　高智晟 楚望台

　　　　九月十四日于陕西靖边

　　　　六、“我能给胡锦涛 写信吗？”

　　　　 王安是延安市子长县李家岔乡杜家渠村人，1996年4月18日由榆林市招商引资，来到靖边县青阳岔镇投资油井。

　　　　 王安的奋斗经历具有相当的传奇色彩。“16岁那年，我正上高中，学校要收3块钱学费，县城离我家有110华里的路程，那时条件不好，没有车辆，我步行回家跟父亲要钱。当时我父亲没有钱，第二天一早出门，吃饭时才回来，我知道他是借钱去了。他回来拿着一张两块的，其余的都是一毛一毛的。我当时一下子就哭了。我想学校往后还得要钱，家里供不起我还上什么学。我到学校背起铺盖就回家了。我当时是班里的学习委员，班主任前后来家找了我两次，我决心不念书了，下煤窑挖煤去。”

　　　　 “我去了李家岔公社煤矿，在场面上干了一个月就开始下井。带我的老师傅对我很好，我在井下干了三年，因为威信好，技术好，我当上了矿上年纪最小的班组长。再后来大锅饭改成承包制了，煤矿也要个人承包，我们矿长就把乡政府的煤矿包给了我。那时候我19岁。”

　　　　 “那是个薄层矿，年产煤七千多吨。我在这个矿上从83年干到96年，这十三年我严格管理，搞技术改革，利润一年比一年多，十三年没出过一起事故。不要说瓦斯事故，就连骨折都没有过。96年乡政府一句话就把我的煤矿收走了，和靖边收油井一个样。政府收回去经营了两年，煤矿就破产了，矿上的设备全部卖了废铁。”

　　　　 “96年我听朋友说青阳岔政府在招商引资打油井，我就带了经营煤窑的六百万到青阳岔。刚开始因为技术原因，连着打了几口干井，这六百万都赔砸了。2000年到03年之间，陆陆续续跟亲戚朋友贷款贷了六十三万，买了几口油井，算了一下，四年就能把这六十三万还上。”

　　　　 “收走以后这些油井全部要倒闭。为什么现在不倒闭，一个是因为美国打伊拉克，油价涨了。收井的时候油价是一千左右（每吨），收回以后涨到两千四五，现在到了三千三。再者是他们把我们的油卡到脱水站，只打欠条不给票据，相当多的人领了款就把欠条扔了。这些油过去不计入产量，现在计入产量，实际上的减产也成了账目上的增产。”

　　　　 访谈结束后，王安问我们：“我想给胡锦涛 写封信，你们能不能帮我从北京寄出去？”

　　　　 我们说没有问题，公民给国家领导人写信是正当合法的，我们有渠道让胡 看到。

　　　　王安显得很激动，就找纸笔开始写信。几个小时后，信写好了。征得王安的同意，我们把他这封信全文公开，未作任何改动。#61482;

　　　　敬爱的胡锦涛 ：

　　　　我叫王安，再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已在外逃亡了两年多的时间啦，为了躲避榆林市对我的抓捕，为了躲避一大群情绪失控的债务人，我不知道逃亡的路上我还走多久走多远？我本来是个本分的农民，使尽吃奶的力气凑钱在陕北榆林打井，和政府是定了合同的，前年榆林市政府突然出动公检法，个个带着枪，将我的几口油井抢走，投资600万元只补偿我16万元，一下子把我打入地狱。给您写信在陕北是发不出去的，我常想到山西省发这封信，但我又没有盘路费，我也不知道什么时间才能把这封信发出去。

　　　　胡 ，我没有见过多大世面，但我懂得道理。政府抢民财，哪朝哪代都是不对得，我们没有犯罪，连小错误都没有，但我却是一个被政府常年追抓的人，原因是他们不让我告状，他们什么都能做出来，最多时有几百人被关过，现在还有一大批向我一样的人被长期关在监狱里，就因为他们要告榆林市政府，我现在实在是没法活下去啦！我是中国人，您是中国的 ，您要是处在我的位置上不知道您会怎么做，我希望您能帮助我。

　　　　陕北油田是上世纪90年代有党中央高级领导视察陕北，看到陕北贫困而贫穷时。号召陕北人民脱贫致富而开采的。中油康世恩，为开采陕北石油时起了更大的作用。调动一切积极性而开始的，陕西的榆林、延安两市采用了在全国招商引资而开采的，两市十几个县给了投资人更大的优惠政策。从全国各地招来了投资方的，这种投资是巨额高、风险大、打油井。也就是跟地球打赌，多少人投资在陕北，又有多少人破产在陕北，十几年多少人风险在陕北，从1991年到2003年6月7号被陕西省当时任省长的贾治邦，延安市的王侠，特别是榆林市的王登记，他们坐在政府，谋取私利，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私自撕毁打油井时和民营投资家的8年、10年，无期合同。打着浪费地下资源的口号，以污染为由，在2003年6月7号，动用全部公、检、法。用荷枪实弹，抢走了在陕北十几年的几千口产油井。（详见陕北上访材料准确数字），把陕北人民和全国各地的投资方，民营企业家推向万丈深渊，把陕北十几万人民推入火坑，给陕北人民造成的妻离子散，泪水相伴，孩子辍学，债主踏破门槛，这要比胡宗南进攻陕北恶劣十倍。胡宗南进攻陕北时只给陕北人民带来的是一年灾难，而我们现在欠下的债子孙都还不了的债，要说我们党现在讲“和谐”社会的话，这些政府能抢人吗？在陕北造成的损失与美国打伊拉克差不多。这就是当代的政府吗？这就是共创“和谐”社会吗？难道官抢民财不犯法，反而把经战在陕北油井十多年的民营企业家和勤劳者现在打入难牢久监吗？镇压上访和阻止上访。我们中国公民就没有上访权吗？这些抢人的官员不犯法，被抢者犯法吗？现在陕西榆林市靖边县监狱里现在关着十几位我们的上访同胞。这是鲜明的证据吗？靖边是玉帝吗？无法无天吗？国务院、胡 您们说句公道话，救陕北人民走出火坑，还清债务。

　　　　我原籍延安市子长县李家岔乡杜家渠村，在1996年4月18日招商引资后来到现在榆林市靖边县青阳岔镇，从此走上了开采陕北石油征途。也就是陕北石油民营企业家一员，当时政府政策非常好，你有资金、有文件、有合同、有证件就可以开采一个井位高达50万元，低达20万元，打一口井全部完工需要110万元左右，所以我带着600万元来到青阳岔开始打井，买过县政府卖的地盘，打过干井，打过出油井，在五年的艰苦创业下，到2001年秋节，政府通知停止打井，资金全部投进去了，还欠下了63.8万元的高利贷款至今未还。2003年6月7日，县政府私自毁掉合同，出动公、检、法保驾护航，荷枪实弹，采取先接管后清算的手段，抢走了我的三口油井，投资600多万元，只有仅仅的三口产油井，给了我16.7万元就拿走，这不是抢吗？还在榆林报上大吹98%的人高高兴兴拿走了兑付金，就现在您到青阳岔镇随便问一个人，陕北油田问题，留给您的一个字，就是“抢”字。他说收回油井利国利民，这不是上瞒中央领导，下欺群臣百姓吗？可悲的是民营投资者投进去了，贷款欠下了，油井抢走了。特别向我这样巨额债务，家里生活用品被债主扣走了还不行，天天债主踏破门槛，我实在没有办法，为了躲债，回忆起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被胡宗南围攻时，他给周总理说：“我们现在需要天赐下这么个地方”，他47年就在天赐湾度过。我在去年农历8月14日，因上访靖边县政府围追赌劫和债务的逼迫，我含泪丢下父母孩子，离开妻子来到天赐湾度难，在这里写了：我需天赐地，天赐留我身。夜很长，伴随我和妻子在两地的是泪，担在我心上的是债，跟在我身边的是怕，生不如死。一个和睦、一个团圆的家庭就这样被破坏了，这不是天灾，也不是人危。

　　　　这就是陕北政府给我一个下场，像这样的家庭不计其数，人都是父母所生，父母所养，胡 ：现在把您的家庭搞成这样，您是怎样，让您的妻离子散，您是如何，让您身背巨债您是怎样还清，我们现在需要胡 您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让我一个几百万投资8年之久勤劳的民营企业家一夜破产何去何留，让我身背巨额债务，分文未有的陕北汉子怎样还债？让我现在辍学孩子怎样返校？让我现在一平如洗的家庭怎样生活，让我怎样洗清我这骗人的名誉，胡 您说句公道话，陕北十几万民营投资家等着您的回话！

　　　　收回油井以是两年多了，度日如年的苦难生活陪伴我的全家，也陪伴这无数家庭，而政府官员在报纸上大吹，电视上播放，回收油井利国利民，把民营企业家十几年的血汗和业绩给官府挂彩，把扣在民营企业投资家偷税漏税压下来的产量作为他们增产措施，把民营技术人员才赶出油区，全部用来的是官府人员的亲代关系，余下来的原油是奖金，看井工偷卖黑油。致使在靖边周边的土炼油层出。这都是官员一体化操办，向如陕北三级政府手牵着手，背靠手中权，把黑手继续伸向广阔的人间，大规模的捞取钱财。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56个大民族华夏儿女不就断送在这些人手里吗？（详见陕北民企调查一书）现在谁人敢查，谁人敢说，这还不算，更造成人命死亡十几人，只不过就是政府抢来民营企业家不出力的钱，大把大把的补偿，留在人间和死者家庭是人死财散，寡妇寻汉。留在老人和儿女是一生悲伤，原因是没有实质性的技术，为什么没有技术，把民营企业抢回来，搞国有治，吃大锅饭，就是要回到五六十年代。把历史的车轮往后拉四五十年吗？证明一个问题，贾治邦伙同陕北政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贪官、腐败邦，也就导致陕北民营企业家没有上访权，没有自由权，没有财产权，我们党的三个代表那去了。这三个代表不是一句空话吗？这不是把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合资创新成一句谎言吗？再不要把天下有资质的人，向我这样搞的妻离子散，无家可归，走投无路，离乡背母，泪水相伴。寸步难行，手无分文，成了一个还不起债的罪人，留给我的是绝望。

　　　　胡

　　　　这信在陕西内是寄不出去的，我邻近山西。想在山西去寄，但是，就连坐车费都没有，把这份信有高律师带给您，我知道，陕西省三级政府布下天罗地网把我打入监狱，这就是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腐败的门敞开着。我入狱后也要您知道我一个民营投资者的家，也要您知道我的近情，要您知道全部民营企业家的遭遇和摧残，知道陕北政府是一手遮天。

　　　　胡

　　　　十多年的事短叙难尽！您救投资在陕北油井的功臣，让这些人重回蓝天，建设陕北，这十年陕北天差地别，让这些人再翻一翻，不但搞好陕北油田，搞好全国油田，还要打出国门。

　　　　祝：

　　　　此致

　　　　敬礼

　　　　陕北民营投资者 王 安

　　　　二00五年九月十五日

　　　　高智晟 楚望台

　　　　九月十五日于陕西靖边

　　　　七、“我不怕坐牢，牢里还有饭吃。”

　　　　张绥林是陕北油田六万投资者中的一个典型。他勤劳工作，靠借贷投资油井，稍有回报，却一夜间破产，欠下无数债务，家破人亡。我们选择张绥林作为我们的访谈对象，以透视他们的集资来源，破产经过和目前的生存状况。

　　　　“我叫张绥林，今年50岁。在定边县城镇中心粮站工作，88年下海，当时搞豆制品、粮油议价，到94年，一共挣了三十多万，在县城修了一座房子，花了二十多万。95年开始倒绒毛，倒到97年底，挣了十几万块钱，让人骗了八万。到了98年开始买了一辆车拉原油，到99年10月份给贸展公司预付油款打了一百一十多万。该公司当时不景气，我通过法院起诉，法院把定油14号井、再就是定油1655号井66%的股份判给我，又给贸展公司代还了60多万债务后，定油1655号剩下的股份也转给了我。那时我的公司叫绥宏公司，是独资企业。

　　　　当时产油量不太好，我也没有选择，只能要一点算一点。2000年8月份1655出了故障，我一直在修井，修上一段时间，抽两天，再修，再抽。

　　　　到了2002年4月份，这口井就彻底停下了。这口井修井花了90多万。14井一直产油不高，几年徘徊在一吨左右，但是每个月都要修井，大修了两次。2003年4月大修一次，因为上部套管破裂漏水，找了好多专家，长庆的甘工，胜利的叫王明军，中原的陈克仁，姬斌。用的中原油田的修井队，花了70多万，当时修井修好以后抽水抽了两个月油才上来。抽完以后，6月28号政府将井全部监管，当时这口井产量上到3吨8到4吨2，这个可以到县钻采公司查报表。

　　　　99年10月份与人合伙打1894号井，头年打下去没有油，2000年4月份开钻，到了7月份结束，当时地下情况不错，有五六个产油层，当时九月份我们只取了最底下的一层，当时这口井打下来花了280多万，打了两次，我有30%的股份，是90多万。盈利因为在富华公司名下，我只收回了20多万，这口井给我们一共补偿了60万，我自己的补偿是20万，这口井我亏了50万。

　　　　2001年12月10号买的海鸿公司的1514#井，花了230多万，也是三大股，法人代表是我，最后收井前产量已经到4吨了。这口井补了109万，刨过利息，三大股一人花了80万，每人收回了20多万，这口井我们一人亏了30万。表面是三个股东，实际上每个股东后面都是几十人，实际上有多少股东弄不清楚了。

　　　　2002年在银川盐池县马家滩附近和一些矿产公司合伙打了一口井，我自己出了40多万，打出来发现是口干井，不出油，40多万全赔进去了。

　　　　2003年，在1514号旁边打了五钻（1515），我们6个股东花了380多万，我出了二十四五万，这口井每天能出6吨多，但这些油一点都没有卖成，因为刚打出来就被收回去了。

　　　　政府五月份就收井了，三月份还批准让我们打。批一口井大概花四五万，土地费三万多，加上资料费，咨询费什么的。这都是账面上的东西，背后要花的钱更多。背后就看你有关系没，有就花得少，没有关系的花的比账面上还多。我倒是没有花背后的钱，因为我的老同学当时是长油公司总经理。

　　　　2003年收井的时候，贾治邦省长说了一句话，‘不叫老实人吃亏’，结果算下来，老百姓都吃了亏。我所有这些井一揽子算下来，亏了四百多万，主要是赔在1655和14井修井上。按去年年底一吨油1500块钱计算，所有的井凑起来我有日产6吨的股份，我就算他产3吨，算下来两年就能收回来。

　　　　4月份时候，定边的修井队长张宏斌想买14号井，给价就给到160万，我没卖；政府6月份收回井之后，所有补偿有一百一十万左右，都被法院冻结了，诉讼费花了30多万。当时我有十几间房子，大概值30万，全部让法院拍卖了，才卖到15万。

　　　　我家一共4口人，女儿23岁，西安交大毕业，双学位，英语过八级，因为债权人扬言要抓我女儿抵债，我女儿不敢回来，一人在外打工，只能维持生活，住的地方保密。儿子在西安航空技术学院上学，一直要双休日假期打工维持生活，学费没办法交。

　　　　通过今年5月份与政府对话，政府给了三千块钱，定边只有我们两户给予低保，每个月给70块钱，要求我不要闹，记者来了不让给他采访；那个叫姚继明，是农村的，每月给25块。再就是我婆姨在定边向阳小学任教，是高级教师，教研组长，破产一夜之间，背上了骗子的恶名，校内职务全部撤销，工资卡被法院冻结。她在学校里借的债有十万，主要的债主有康文军，李红霞，常海琴，武玉香，惠艳芬，李蕊，张生喜，郭耀广，郝玉兵，周成武，薛云兰，王有斌，张秀连，郭志宁，刘彩萍，齐艳茹，辛兰花，王立斌等40多位教师。我婆姨没脸见人，死（自杀）了几回，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

　　　　我借的朋友张少雄35万，霍起飞10万，马秀兰5万，王秀琴两万五，左廷虎两万，马占恩四万五，郭世雄五千，刘守仁两万，环保局姓屈的三万，王国栋18万，齐得福3万，黄治全8万，朋友的一共九十多万。欠我二姐24万，二外甥女40万，大外甥女17万，大外甥40万，我三姐夫刘登科40多万，他现在的生活也无法维持，工资全部还账，他们全部都是向外面转借，人家向他们逼债，还有我妻弟张林国，向外面给我转贷21万（他们院长5万，副院长3万，他的丈母娘3万，他们单位职工6万多）。我们岳父一万五，是跟我们照油井一分钱未拿，连襟的4万，他向别人贷的；我表姐在西安，10万；我表弟在米脂，六万五；再有我四姐，她是个寡妇，四姐夫出车祸去世，保账22万（幼儿园园长王彩云10万，城区办高俊娥7万，石凤英5万5），她本人的15万。她本身是大夫，吃过两次安眠药，都被看病的病人发现，才救了她的一条命，现在她还有死的念头。大体情况就是这么多，其他人还有几家，我一时想不起来。

　　　　这些债全部是二分的高利息。我曾经自杀过两次，都被当场要债的人夺下刀，免于一死。（张绥林挽起衣袖给我们看手臂上的刀疤）现在所有亲戚朋友不和我家来往，上门的全是为要债。后来党（治国）老师，朱（久虎）律师来，开了几次法律专家研讨会，我们才有点希望，盼党中央国务院把债务洗清，洗清骗子的名声。

　　　　我们全家人的生命都被威胁着，我表弟说要抓住我，一劈两半，让我死无完尸。我婆姨现在神经不正常，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我们全家住在邻居家里两年多，当时说好房费一个月160块钱，现在一分钱都没有给人家。邻居两口子都下岗，带着两个孩子，生活也困难，我觉得太亏欠他们。生活是好心的邻居朋友给点小米洋芋，在街上捡黄叶子吃，两年半了我们家只吃了三十斤大米，八十斤白面，五斤肉，大约吃了三千斤洋芋。一天三顿洋芋，煮洋芋，蒸洋芋。本来我是一个堂堂正正守法的民营投资者，现在竟然变成了无家可归的千古罪人。我的眼在流泪，心在滴血。

　　　　通过朱久虎律师和北京几次著名的专家研讨会，使我认识到导致我今天的悲惨遭遇，是省政府制定的“收回油井三权”的政策造成的。我一夜之间身背四百多万的巨额债务，巨额的债务，突然袭来的打击像一座大山一样压着我的脊梁。原本我有美满幸福的一个家庭，现在成天见不着阳光，东躲西藏，过着连乞丐都不如的生活，乞丐起码不背债务，无人欺负，我一想到这些我就想杀人拼命，拿自己的生命讨回公道。好多好心人劝我，“老张，你应该相信党和政府，总有一天会给你洗清骗子的罪名的。因为（相信）党和政府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所以我现在才勉强的活下来。如果朱律师不来，乱子早已捅下了。

　　　　我是个非常务实的人，为什么我能借这么多钱，因为我从来有借有还，我有信用。现在不是我不讲信用，是政府不让我讲信用。债务人老是要杀我，杀我没用啊，不如我死，找几个垫背的。我现在什么话都敢说，什么话都敢讲，我不怕坐牢，起码坐牢还有饭吃。”

　　　　在张绥林带来的文件里，我们发现了一份2003年3月11印发的《定边市经济贸易局关于对定长油1514#油井进行技术改造项目的批复》（定边经贸发[2003]12号）。

　　　　“县长油公司：你司《关于对定长油1514#油井进行技术改造的申请报告（定长油发[2003]20号）》收悉，经有关部门共同审查，认为该项目是依托丰富的石油资源优势，为提高开采效能，延长采油期限并经专家充分论证而进行的技术改造，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县政府的有关规定，现准予立项。”

　　　　1999年，国家六部委就联合下发了国经贸石化[1999]1239号文件，要求“对各县钻采公司的联营单位，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划转、收购、兼并、资产入股等多种方式进入陕西省延长石油工业集团”。而陕北各县政府不仅没有贯彻，相反，仍大量审批、卖出区块，给联营公司以更加优惠的条件，吸引民间投资。直到03年3月，还通过了张绥林的技术改造申请，在其投入近四百万资金完成改造后突然袭击，抢占油井，这不是诈骗又是什么？

　　　　从张绥林的经历中我们看出，一个投资者的破产不只是一家一户的不幸，它同时牵涉到了几十、上百个家庭。陕北地区是一个人情亲厚的社会，大多数民营投资者依靠这样一个乡土信用体系，集资投资。一旦这个信用体系全面崩溃，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将无从谈起。陕北政府采取突然袭击，收归三权这种杀鸡取卵，不计后果的做法，是否该对其后果有一点反思呢？

　　　　高智晟 楚望台

　　　　九月十六日于陕西定边

　　　　八、“上面要检查，你们一定要配合好。”

　　　　王富（化名）最终还是选择了与我们电话交谈。我们到了陕北的消息迅速在投资人中间传播，许多投资人打电话不断向我们诉说两年前强制回收油井给他们和他们家庭造成的灾难。定边县的王富就属于其中之一。此前的几天里王富几乎每天给我们打电话，说要来见我们；直到今天早晨，他还是选择了通过电话向我们哭诉。

　　　　王富是定边县人，今年41岁，从去年五月份到现在，他已经在外逃亡了一年多的时间。下面是我们记录的与王富的通话内容。

　　　　“高律师实在对不起你们两位，我还是决定用电话和你们交谈。我还在外地，还不能说我在什么地方，请原谅。我现在躲在外面，实在是走投无路，我连你们都不能给讲，怕电话让监控着。为给你们打电话，我从朋友那借了一百块钱，专门买了一张新卡。不嫌你笑话，这是我一年多以来最大的一次花费。说实话，最终决定用电话向你们两位讲述我的遭遇，不是我胆子太小，怕那些狗日的抓，实际上我也掏不起来回的路费。高律师，你们很难相信，一个本来有百万财产的人，一夜之间到了这种地步，可以说生不如死。我们比不上讨吃要饭的，讨吃要饭的可没人要抓他啊，我们不行。

　　　　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到处东躲西藏，每到一个地方藏下来以后我就出去像做贼一样买一袋子馒头，馒头都不得海开吃（放开吃），一天只能吃两个馒头，因为不知道这种日子还得过多久。

　　　　好了，我先跟你们说一说我打井的情况。我是从两千年开始打井的，光为了搞批文就跑了半年。你们知道啊，你要打井文件上得盖六个章子才能开始打井。陕北地区每个私营油井，要么你自己成立公司，要么你找别人的公司挂靠，给挂靠公司还要分一点利。我实际上跑批文跑了很长时间，跑不下来，手续却花了八万多。这钱花的人心疼啊，我当时每支一笔钱出去就浑身冒虚汗，因为这些钱都是借来的。钱已经花到这份上，手续批不下来，我又不能放弃打井，要不然这八万块怎么给人家还？最后又和亲戚朋友几十个人商量，大家决定凑钱买上一家公司。后来几经周折，我们买了一家公司，公司叫长富树公司，原来是外地老板的，买公司和办手续花了六万多，给个人送礼也花了两万多。有了公司以后打井的手续就好办一些，但我还是跑了这么六个部门，油气办，土管局，矿管局，国税局，工商局，环保局。这一折腾就到了2002年。

　　　　2002年终于通过政府批准，我们决定开始打井。当时政府批准的是两口，实际上我们打了三口。这三口井总共投资五百多万元，当时有两口井出油还可以，一口井不出油，但是你知道，这三口井打好以后就到了2003年。定边和靖边的地理结构还不一样，定边打一口井的成本要比靖边多一倍。靖边打一口井一般在一千米，定边一口井深度在两千多米，五百万的投资都是借来的，可刚刚出油就被政府强行收走了。补偿才补偿了249万。我们当时是一大群人凑钱，当时我们想的目标可是够宏大的，我们在打这三口井的同时又到处借钱和别人合资，买井，也花了不少钱。我刚给你们提到打井花了五百多万，还有买来的井。买15**#井花了197万，9**A井花了62万。连打井花费到买井花费，到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当时我们请了一大群技术人员，实际上是国有公司出来走穴的，因为我们准备长期的干，所以不惜血本，连打井买井到技术改造，总共花了800万元，实际上我们赔的最惨的就是15**号井，你想买这口井就花了差不多二百万，听了技术员的建议，改造它又花了70万。这口井给我补了多少？说了不知道你们信不信，补了19万。前年的强制回收我总共获得补偿是339万，而我这几口井要卖的话能卖到一千万左右。我们投进去的可是八百万啊。就在2003年4月份，由于大家都不知道要收井，还有人提出要买我的15**号井，给价给了400万，我不卖。当时来买井的人也是行家，他们说光这口井的设备就价值九十多万，都是新设备，但是他们才给我补了19万。高律师你们现在在靖边，靖边的回收过程你们也知道了，拿着手铐脚镣去回收的，定边的回收过程还是比靖边文明的多，他采取的办法是突然一窝打尽。

　　　　2003年6月份县里面通知所有的私营油井经营者到县里开会，会上县里领导和长庆油田的领导都在场。县领导讲话说从今天起所有的石油投资者都得在这里参加两天的会议，集中整顿学习，然后县领导突然说，有个重要的事需要大家配合，现在省里几年来一直让下面回收私人油井，实际上我们一直在顶着，已经顶了几年了。现在我们还要顶，我们不会回收的，但是顶的办法要换一下，这个办法就是从今天起你们所有油井的人要撤出来，然后让咱们的干部暂时看管两天，省里要来检查。他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油井已经回收了，因为担心不这样做，万一你们的人说漏了嘴让省上知道油井还没有回收，那可就坏了你们的事。只是两天时间，你们一定要配合好。东西设备什么都不要动，因为两天以后你们还要回去生产。现在就给大家半个小时，都出去打电话，给家人个交代。咱们的干部这会都基本到了井跟前。你们放心，他们就是在那应付两天差事，不会拿你们的东西。

　　　　然后大家都出去打电话，电话打完后刚才讲话的县领导就不见了。长庆油田的领导拿着私营投资者的花名册挨着个问交待好了没有。等全部问完后他一句话不说就走了。这时候两边门里进来的全部是警察，都带着钢盔，拿着枪，门口站的武警手里还拿着手铐，说按照上级的指示，今天起要强行接管私营油田，今天就必须在同意回收的文件上签字。今天签字，补不补偿，补多少，明天再说。从现在起得委屈你们一下，在没有签字前谁也不能回家。大家可能一时还有点想不通，没有关系，咱们慢慢来。现在愿意签字的人，签完就可以离开，不愿意签字的人，我们给每个人都配了两个刑警做具体工作，这叫结对子。不愿意签字的，一会就由你们的对子带你们到办公室去做工作。

　　　　这时候大家就炸了锅了。有的人就开始哭。一有人哭，没想到许多人都蹲下呜呜的哭。我们一个一个被警察架着带走，我被带到刑警队才知道，给我做工作的是刑警三中队的指导员和中队长。两个都姓王，我也不愿意说他们的名字，这些人对我也还不错。他们给我做工作时也是无可奈何，说让我原谅他们。

　　　　我在刑警队被关了两天。你看给你做工作的警察不慌不忙，我突然离开了我投资百万的油井，以前是一个小时我都不离开，现在已经是两天了。从势头上看你不签字他就永远不让你走。我几个油井啊，我急得要命，两天两夜没睡。我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我想百万的资产，不可能这样就接管了啊。因为你知道，这可是抢劫啊。哪朝哪代也不可能这样干。老百姓的财产不能说抢就抢，我想这可能是哪里弄错了。由于我放心不下我的油井，你不签字，永远被关在这。你根本无法知道现在外面发生什么。百万的摊子，我要是不在，不就乱套了？我就签了字。

　　　　出去一看，一切都是真的，我们这朝这代，就真的干出了抢劫民财的事。我以为出来以后，签完字我就自由了，没想到出了门就有警察跟着。我往我的油井那里跑，快到油井时，被跟在后边的警察堵住，我的油井四周都是武警把守，个个带着钢盔，拿着枪。我就彻底绝望了。

　　　　这几年许多人为打油井，管好油井，把家都搬到井上住，你最起码应该把我们个人的财产和生活用的东西给我们。这时候你才发现找谁都没有用。你找任何人都会告诉你，这是上面的决定，我们也做不了主。我们连铺盖碗筷都没有了。这群狗日的他抢你百万财产的时候就有人作主，可你想要回铺盖碗筷的时候就谁都作不了主！

　　　　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啊。我一下欠了别人四百多万。开始几天我虽然急得不吃不喝不睡，但我还有一点侥幸，认为这肯定是哪个领导一时脑子发胀，做了个荒唐决定。所以我想继续往下打听，我当时脑子里就有过这样的念头，就是如果最终证实了这是真的，我就要杀他个狗日的。但实际上我们财产被抢走以后我也没有了自由，两天后又进了刑警队。这次关起来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写保证，保证不上访，不告状。

　　　　今年（疑为去年）5月10号开始上访以后，榆林市公安局就开始追捕我，我就没法回家了。头两个月他们是一辆警车在我家门口二十四小时蹲守，弄得邻居都不知道我们犯了什么大罪，都不敢跟我们家往来。但后两个月情况就变糟糕了，公安不在我家蹲着了，但是他们经常半夜突然闯到我家里，家里人都快疯了。我婆姨得了严重精神焦虑症，医院都有证明。父母急得住了院，女儿上初二，每次半夜公安来过后全家人抱头大哭。我现在所有的家产，三处房子都卖了，连妹妹的房子都让我抵押贷款了。因为我没钱，没法给债务人打电话，公安抓我，我又不敢回家，债务人就认为我是躲他们，经常到岳父家里面去吵闹。我实话告诉两位，我对告状还是不死心，所以现在还没有捅乱子。如果有一天你们不愿意管我们的案子了，我就要去杀这些狗日的。因为我现在本身已经生不如死。

　　　　高律师，我就和你们说这么多。希望你们不要写我的名字和油井号。”

　　　　高智晟 楚望台

　　　　九月十七日于陕西靖边

　　　　九、两位“老干部”的来访

　　　　中秋节一大早，我们刚吃罢早饭回到房间，跟脚进来两位来访的老人，他们始终不愿透露姓名，一位自称在检察系统工作过，另一位只说是离休老干部。从整个谈话的状态看，两位来者对我们的身份明显还是有些不太放心，许多话题谈到了关键之处，即遮遮掩掩，欲说还罢。所有的话都是由那位自称检察系统离休的老者来讲，另一位则始终一言未发。

　　　　“我们所掌握的现在领导的腐败证据，要讲出来恐怕连中央领导都睡不好觉。我今天只是想看一看，咱们再说。榆林市、靖边县的腐败问题，老百姓谁不知道，你们随便在街上问一问，谁不晓得？榆林的腐败问题是全国最严重的，我们这的人都这么说，连三岁小孩都晓得。我们这的县委书记马乐斌，前几年老百姓叫他马三亿，现在改叫马七亿了。要是叫马书记，很多人还不习惯。榆林、靖边的主要领导，哪个资产不上亿。这几年打油井的没有一个不清楚，不管谁要打井，他不是按照程序办申请，多年来都是靠书记、县长批条子。我们国家的腐败，就腐败在批条子上。批不批，没有个标准掌握，只有领导心里清楚。他们怎么掌握，我不说你们也明白。

　　　　批打一口井的条子最低就是十万，这在榆林靖边是公开的秘密。没关系没钱，你别想拿到批文。好一点的地方那就是二十万、三十万都有，你可以随便打听下打井的人，看哪个人没有给领导送过这笔钱。靖边、定边的领导捞钱，不是光靠批条子捞一点。整个榆林市打井的大户，都和市、县主要领导的关系不一般，他们大多是一种合作关系。其实当地的领导也不愿意从私人手里把油井收回，这里真正的大户，实际上都和他们有关系。中央1999年就下了文件要求回收，陕西省99年以后每一年都下文件，态度很强硬要求回收。他们瞒着不让老百姓知道，继续批条子骗钱，直到03年。

　　　　这次回收得利的，都是大户；你看这次上访告状的都是什么人，一家大户都没有。我这里有一份不能公开的文件，这个老板和马书记是合作关系。现在那些上访告状的，不服有一半是因为这。价值一百万的井只给你补十五万，财产、设备统统不补。榆林市的回收文件也提到回收财产和设备是无偿的，但很多大户回收时就不是这样。这些大户不但连财产、设备都按照远远高于实际的价值给补偿，连购买设备的款都按高息给付了。我手里这份文件是县委、政府四套班子制定的，我现在不敢给你们。

　　　　你看这家公司，拿了四千多万，属于油井的部分九百多万。光油井这一项给他们补的标准就比其他中小公司高得多。最奇怪的还不在这。这家公司晚了一段时间领这九百万，结果政府给他们的利息就给了772.3336万。你们是见过世面的，这种事你们见没见过？

　　　　那些告状和上访的投资者，他们的设备是不补助的，这家公司补助了两千万。但他们很狡猾，领导知道这么干是犯罪的，所以凡是给他们关系户的补偿，他们都特意以四大班子的名义制定决策文件。目的很明确，这样做了将来个人都不会承担责任。个人最严重也就承担个领导责任。但我认为，就是这么干才留下了犯罪的证据。因为这次回收有统一的文件。对具体的人是不需要再单独制定文件的。你们可以去问一下那些告状上访的，他们给哪个下过这种文件。这次回收过程中市县主要领导捞的钱，老百姓一百年都不敢想。快要回收前，投资者都蒙在鼓里，可回收的事他们领导心里清楚。许多领导通过权势，把外地来的投资者都挤走了，挤兑他们逼着把井低价卖给指定的人，回收后高价补偿。

　　　　那几年陕西工商银行在靖边成立了一个通宝公司，他们聘请了原来的靖边县县长李广胜做总经理。后来县里的领导把这家公司逼得走投无路，找了个罪名把李广胜抓起来了。后来省工商银行没有办法，就把这家公司的11口油井全部不要了，县政府无偿拿到这十一口井。县政府当时的县长叫刘刚，主管副县长叫陈峻如，将这11口井承包给了王广仁。这几个人的关系非常不一般，名义上是县政府的油井，回过头来看，就是他们三个人的油井。你看王广仁承包了八年，他没有交一分钱的承包费，我们县上领导干部哪个不知道。政府的十一口油井白白让人家经营了八年，前年回收时不但一分钱没有交，竟然还给王广仁补偿了五百多万。可能这一次分赃不太均，王广仁公开骂街，说他只拿了一小点。很多中小投资人因为回收三权家破人亡，百分之七八十人的帐几辈子都还不上。而和那些领导有关系的，因为这次回收得到的补偿，几代人都吃不完。这叫什么世道？

　　　　你们两位刚来几天，过几天来找你们的人更多。你们来了几天了，是不是也去调查一下他们是怎么回收的，我今天也想给你们发一发牢骚。我们不是投资人，但实在看不惯。现在的领导手段够狠的，人家的胆子也比我们那时候大。说做什么他们就敢干，说要回收，他们想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出警察抢。实际上机关干部里面也有很多人看不惯，他们一下子把榆林十几个县的警察武警都调出来了。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也全到了靖边指挥。我们在靖边住了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大阵势，怕人捣鼓（方言，吓人的意思）。整个靖边县一下子来了几千警察，个个都背着枪。谁见过这海势（方言，大阵势）。那时候吓了我们一跳，以为是敌人又要打过来了。街上到处都是警车，一天到晚警笛哇哇的响。”

　　　　经过我们反复劝说这位老人，他最终同意让我们复印这份文件以留作证据，但不让我们将其内容公开，我们只被获准公开文件的标题。这是中共靖边县委办公室于2005年5月15日发出的《中共靖边县委常委会议纪要》第三期。

　　　　高智晟 楚望台

　　　　九月十八日于陕西靖边

　　　　十、青春献给党，我们要吃饭！

　　　　到榆林刚住下，就有人来找我们，来者称自己是市委的，已在那里工作了近20年，来者说要与我们谈些“内幕”，他自报家门后又让我们一定要在调查报告中隐去他的真名。

　　　　“朱久虎的被捕不是偶然的，像朱久虎这样维护法律的人来到这里，被抓只是迟早的事情，陕北向来天高皇帝远，违法违纪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我在市委工作了十八年，政府把胡作非为当成一种常态。对于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他们完全是不去了解的，就是了解了也还不是一回事！尤其是这两年。

　　　　我参加过五六次油井回收的市委会议。油井回收的问题已经关系到他们的身家官位问题了，他们只能不惜一切代价。他们后来必须掩盖他们的腐败问题。97年以前县上可以批（井位），97年之后只有王登记可以批。后来市委书记周一波坚决要收回油井，王登记不想收，因为不回收对他本人有利。

　　　　油井好的区块和不好的区块区别很大，不好的区块几万块，好的区块上百万都拿不下来，好区块坏区块给财政上统一交八万块。榆林、靖边有权力的领导都有自己的油井；回收前我们作为工作组到靖边检查，当时的副县长一个叫尤鹤洲，一个叫陈峻如；回收的时候有290多口井是无主井，补偿却都被人领走了；而且这个程序很奇怪，县上的领导说先把款打到公证处，让这件事不要外传，有人领就让他领。结果款刚到就全被领走了。这些黑井没有任何手续，一是偷税漏税，二是盗窃国家资源。但这些无主井都给了高额补偿，你可以想象这些无主油井的主人可不是一般老百姓，要是一般的老百姓缺一样手续都不给你补偿，这些井不但没有任何手续！连主人都没有啊！！

　　　　当时我们招商引资，来了个辽宁人叫尹忠，投资几百万承包了靖边县炼油厂；后来当地地方和他不知闹了什么矛盾，尹忠上访，准备告状，把人家关了三年，根本没有审判，最后又把人放了，说只要来榆林就抓。几百万的资产都没收了。

　　　　当时榆林有两条高压线，一条是油井，一条是三岔湾事件，干部群众不能评价，谁评价就说你政治不成熟。比如原榆林市委政研室主任刘斌，找市委组织部长刘培仓和市委副书记王鹏反映‘政府首先要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样回收简单粗暴’，就被找茬免职。

　　　　榆林是陕西上访最多的地方，从2001年以来，尤其是礼拜一，政府门口都能被上访的围满了。他从来不解决问题，现在信访条例规定上访不得超过五人，人多了政府就抓。

　　　　榆林有个国有企业——市罐头厂，原来的经理秦××、李××，当时一百多职工上访反映他们两个挥霍了三千万国有资产，上访了三四年，包括省纪委要求查处的文件都有。不但没有查处，李××反而提升到市企改委副主任，秦××调到石化局当局长。

　　　　靖边有个财政局干部王××，因为油井上有偷税漏税的，向县上反映，领导不光不处理，还认为他多事，最后逼得他上吊了。今年5月8号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同志有批示，要求严厉查处，但是还是没有查处，说找不着人。冯秉先跑到武汉能抓住，几个靖边人抓不住？

　　　　我们这有句话叫穷小子告不过官，蚂蚁翻不过山，球毛擀不成毡。靖边原公安局局长李××和原副局长井××，大赌场基本都在他们家里面，参赌的都是主要领导干部。有一个叫朱小红的油老板也是参赌的，赌资上千万。后来上边来查，他们花三百万摆平了这个事，靖边副县长张林生没有当副县长之前就因为赌博被处理过，可是照样提了副县长。

　　　　榆林市党政机关还参与大规模炒地皮的活动，三岔湾事件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几百块钱从农民手里把地买来，光榆林市纪检委就买了四五十亩，卖给开发商，当成福利分给干部，每人分了二十多万。

　　　　纪检委副书记、监察局副局长、石油监查大队队长杨××，本人在靖边和定边就有三口井，五六辆车在倒油，其他人不敢倒，他倒。现市纪检委监查室主任姜××，在榆林市金鸡滩乡买了一百多亩地，和开发商一起开发。

　　　　这几年榆林市的领导，孩子在国外上学的有四十多人，不仅是大学，甚至是初中。原组织部副部长，现政协副 张××，两个女儿都在国外上学。榆林公安局局长杨勇，孩子在加拿大上学，已经两年了。这是明摆着的腐败。在外国上学需要70万的保证金，每年还需要十几万，这钱哪里来的？

　　　　三岔湾整个榆林市的农村换届选举都完成了，只有三岔湾不让选，因为政府不让选。因为农民的土地被抢走后，49个人被投入监狱。因为三岔湾村原来的维权领袖全被投进监狱。从形式上讲，三岔湾现在是一个无政府状态，警管状态。

　　　　榆林现在的情况是天天有人上访闹事情。我刚才过来的时候还有，你们可以过去看看。”

　　　　我们住在榆林的天佑酒店，离市委只一街之隔。吃毕午饭我们就去了市委，远远就看见路口停着许多交警的车。这使我们想起这个月20日我们离开榆林经过此地时，见过的同样的场面。上访者是第二毛纺厂的职工，约有三四百人，堵住了市委大门。他们为什么上访我们没有细问，只记得他们在街面上扯了一条十几米的横幅：

　　　　“青春献给党，我们要吃饭！”

　　　　高智晟 楚望台

　　　　9月29日于陕西榆林

　　　　十一、“打狐子为皮，抢油井是为了井，为啥把我丈夫关了？”

　　　　从9月20日起至我们写这篇调查时止，被关押的十二名投资者代表除冯秉先、任光明外已被陆续释放。今天我们赴靖边约见了任光明的妻子马彦花。马彦花是靖边县农民，今年46岁，家住小河乡柳湾大队南沟村，和47岁的任光明育有三个孩子。下面是我们对马彦花的采访。

　　　　“我们都是买的井，绥德人打的井，守不住了卖给我们的。从99年到，断断续续买了三口井。全都是我丈夫做主。第一口井投资是九十多万，有十几户股东。这钱都是种粮食攒下的。在那时候一袋面粉十五块钱，我们吃不起，吃自己打的黄米。我们自己家里没钱，我哥哥在铜川上班，跟他借了四万多块钱。是99年买的第一口井，买的是青阳岔赵大（赵耀强）、赵三的。高产井，一天能出十一吨多。

　　　　其中（我们的股份中）有一部分钱是打井的人占了我们的地，一亩洼地给补400块，一亩果树地补600，还得交20%的税。好几种税，我不知道是什么税。这钱在补偿之前就拿走了。给队里一口井赔两万八，队里有七口井，按人头分下来，叫地皮钱。#61482;

　　　　井是大股东管了，我们只有四万（的股），管不着。算下来，这四万块钱赔了一万六。我们一大家人投了十万块钱，我们家是四万。油井出油以后两年以后不分红。我们最后只能是堵着路，不让拉油车过，说不分红不让拉油。最后人家没办法，把油井折给我们了。我说要签合同，三天之内分钱，三天内拿不出钱，井由我们来管。他们说三天太紧张，七天吧。这七天我们一直守在井上。到第七天，老板（赵大）来了，没拿钱，说这口井作价三十五万，你要不要。他知道我们没钱，才说这个。我们就回去找亲戚，婆家的亲戚，娘家的亲戚，十几家人，都去贷款，我们自己家担了五万块。都是私人手上高利贷借的。

　　　　那时我生了老二之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罚款，罚我二十块钱，我交不起，邻居说不要借给我钱，因为我还不起。那时候赵大让我们拿五万押金给他，划了个时间，说到时间拿不出三十五万，押金不给我们，钱也不给我们。后来我们好不容易把钱凑够了，又去找赵大，请他吃了两顿饭，好不容易把油井买过来。

　　　　油井接过来以后，降产到一吨八了。油的质量很差，点不着火。当时别人的油一吨七百多，我们的油五百都没人要。后来我们找的洗井队，花了四千八百块钱洗了井。洗完以后就好了，我们就开始卖油。原来的路不行，没法拉油，我们又重新修了一条路。这个井给我们挣了一万多块钱。

　　　　02年油价又涨了，我们下狠心买了三口井，花了二百六十多万，这次所有亲戚认识的人都借遍了。我掌柜的信誉好，找青阳岔和安塞有钱的（人）借了四十来万。又找我们村里拉油的借，说你们就到我们井上拉油，用油还债。

　　　　两个儿子天天开着小油罐车到人家的油井上，把人家漂的废油收起来。全家人都是油疙瘩。三口井一口出四百公斤，一口六百公斤，还有一口出两吨一。到了2003年回收的时候，我们还对外欠着一百一十万。

　　　　收井时每口井从县上抽一个机关干部到井上，说省上要来检查，让干部守在井上。到井上的干部，去谁家的井，谁家里管饭。

　　　　那时公安全部下来，把我们井上的人全部赶走了。那时候我正在弟弟家给干部做饭，什么都不知道。刚把米饭做好，菜还没炒。突然我当家的和一群打油井来了，说你们抢我们油井，我们也不让你们吃饭，就把做饭的家伙全扔了。

　　　　当时说的是没收油井，一分钱都不补偿。然后我们就每天找，上访。公安就开始抓人了。当家的又跑到西安找省政府，剩下的老的女的去县政府，每天围着政府，政府上班我们上班，政府下班我们下班，就是要求补偿。那个时候我丈夫跑了，公安到西安去抓他，他又跑到四川去。

　　　　我们副县长叫张林生，给我们大队打电话，说不抓了，回来领补偿，一吨三十八万，不收税，早领一天奖两千块钱，让外面的人回来。这一下把四十多人都骗回来了。公安的让村里的人盯着跑出去的，说谁给提供线索奖五千块钱。我丈夫七月初九回了村，不敢回家，第三天还是让公安抓住了。

　　　　把我丈夫抓到车上，我又追上去问，公安说没有事，就是问问话。第二天早上又去公安局，他们不让我见我丈夫。我又去找财政上的我给他做过饭的，他说让我买条烟再去。我就和我儿子买了烟去，看见我丈夫给铐在凳子上。公安不让我跟他说话，就让我看了三两分钟，就把我丈夫送到看守所去了。公安让我们交铺盖费伙食费，我们问为啥关人，公安不说。

　　　　这次把我丈夫关了一个多月，关到二十几天的时候财政局的郭××叫我把井上的账拿来要算帐，说要给我们补一点。我当时没有和他客气，说你们打狐子为皮，抢油井是为了井，为啥把我丈夫关了。你现在让我算帐，我一个婆姨女子什么都不懂，要算帐也必须等我丈夫出来。他说可以把人拉出来，账算了以后再关进去。我说我不答应，既然账算了，油井也归了你们去，你们得把人放出来。不放人我也不跟你算帐，我们一家要杀要剐由得你。

　　　　他（郭××）到了车站又打电话给我，说把我丈夫已经带到公安局了，让我过去一起算账。我过去他们又提条件，说要拿帐本给他们。然后我们一家人到公安局，有我爸爸，我弟弟，三车人去看我丈夫，到了公安局看见我丈夫手上戴着手铐，脚上戴脚镣。我看见就死命的哭，我弟弟把我拉出去了。我丈夫也在那里哭。

　　　　然后公安就把我丈夫拉到县政府指定的算帐的地方，又打电话叫我们取支票。四口井补了八十多万，又扣了十八万说是所得税。我们不签字。郭××、张林生还有乡政府的乡长，包（干）我们一家，说是到期不签字就处分他们。后来不知道他们怎么弄了我丈夫的身份证，他们签了字，逼着我丈夫按了手印。

　　　　后来他们又让我们请他们吃饭，郭××和他的娃娃，还有张林生的两个娃娃来吃的饭，一顿饭花了几百块钱。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问郭××，说我丈夫又不是杀人犯，凭啥带手铐脚镣，我给你们做过饭，你们为啥这么对我们。郭××说是下面的人不懂事，佩上的脚镣。我说没有你们上边人指派，下边的人不敢这么干。

　　　　（去年）农历八月十一把我丈夫放了，押了五千押金，罚了两千块钱。只开了押金的条子（收据），两千没有条子。我丈夫回来说，把他抓走那天，给他上了三个小时的背铐，开着车又去抓他的弟弟，结果我们家老二跑了，没抓上。

　　　　5月14号我丈夫去西安上访，第二次挨抓是5月24号。回到家以后因为老冯（冯孝元）被抓了，我丈夫又跑，这一次跑到了宁夏的吴忠。在吴忠把他抓住了。

　　　　25号叫我们送铺盖，我们才知道我丈夫被抓了。因为添了个孙子，儿子就想他爸爸了，就偷偷给人送了两条烟，去看了我丈夫。30号才给我的拘留证。我不懂法，但人家告诉我这个应该是24小时之内给我的。6月21号正式逮捕的，7月2号才给的逮捕证。

　　　　补偿以后我们还欠着外边三十五万，都是二分的高利贷，还供着一个念书的孩子。人家都取保候审出来了，让我们也取保，但是要押五万块钱，我们家里一分钱也没有，拿不上钱。刚才王志军的婆姨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当家的出来了，花了五万多。我们只能看着。

　　　　现在我们有个孩子工作了，每月工资六百块钱，自己还得赁房住。想种地，地也没有了。借的钱都是亲戚套亲戚，都是穷人。我现在欠钱这么多，丈夫还在禁闭里，我没有主意。”

　　　　（在我们下午3:30分整理完此调查报告后，接到消息，称任光明已被释放，目前仅冯秉先一人尚在押。）

　　　　高智晟 楚望台

　　　　9月30日于陕西靖边

　　　　十二、小公务员之死

　　　　 2002年7月17日，原靖边县财税大检查办公室职员王英奎在自己家中的暖气管上上吊自杀。此后《工人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法制与社会》等媒体来采访此案，都被地方政府或逼或诱，压住不发。王英奎为什么自杀？地方政府又为什么千方百计掩盖此事？

　　　　 王英奎的死和一位名叫马芳的油农向他举报靖新36#油井涉嫌偷漏税费有关。今天，我们见到了马芳及王英奎的妻子纪玉琴。他们向我们道出了事情的原委。

　　　　 马芳是靖边县人，也是王英奎的亲戚。1998年6月，他与银川人张云良合伙，承包了杨家沟的靖新36#油井，约定承包期为四年半，每年承包费四万元。二人签订了《关于靖新36#的承包合同》，并注册“靖边富田石油开发公司”，法人代表是张云良。

　　　　 经过技术改造，99年36#井日产达到十吨。01年3月12日，张云良与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三采油厂委托代理人王沛甫瞒着马芳签订了价值289万元的油井收购协议。01年5月，张云良与王沛甫告诉马芳长庆油田要依据国家经贸委1239号文件收回该井（1239号文件并未提及收井），并说这口井已经卖了80万元。马芳信以为真，便向张索要16万元的股份。张说没有现金，在扣除马芳原来欠的5万多元后，给马芳打了10万元的欠条。

　　　　 张云良拿到长庆油田收购油井的第一笔款项200万元后，当晚逃离靖边。马芳与未收回扶贫费#61482;的杨家沟村民迅速找到周河镇政府。镇政府将此事汇报给县领导，陈副县长指示村民挡井，阻止油井生产。僵持约十个月，杨家沟村委会与长庆油田三采厂达成协议，三采厂付给杨家沟村委补偿费、看井工资共计54760元。马芳应得的股份与村民应得的扶贫费依然未付。这一期间，马芳不断向政府申诉。

　　　　 2001年10月，靖边县成立财税大检查办公室，公安、工商、国地税等部门组成调查组对富田公司进行了24天的调查。调查结束后，调查组认为富田公司存在着严重的偷税、偷费问题，向靖边县委呈报了《关于靖新36#油井偷漏税费及非法卖井案的调查报告》。该报告第一条指出，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三采油厂与张云良以1239号文件为名签订的收购协议无效，因为1239号文件并未提及收回油井问题，且靖边县政府1996年24号文件规定“钻采单位的生产井未经县政府批准，一律不得转让、出售、承包”。调查组认为张云良与长三采签订的收购协议为非法转让。

　　　　 值得一提的是，调查组认为张云良偷漏税费严重。调查组发现，张云良通过与油气办勾结，瞒报产量，从而达到偷漏税费的目的。下面是油气办（现为靖边县石油化学工业局）与调查组对36#井分别测产得出的数字。

　　　　时间 98.10-99.12 2000.1-2000.9 2000.10-01.4

　　　　油气办测得产量 未测产 3.76T 1.8T

　　　　时间 98.10—99.4 99.5—99.12 2000年全年 01.1—01.4

　　　　调查组调查产量 1T 10T 7T 5T

　　　　 国税（万元） 地税（万元） 财政杂项（万元） 合计（万元）

　　　　应征 96.88 47.47 59.31 203.66

　　　　已征 6.14 11.31 9.49 26.94

　　　　偷漏缴 90.74 36.16 49.82 176.72

　　　　该报告最后提出三点县政府应解决的问题：

　　　　1、 解决36#井的产权问题；

　　　　2、 采取强制措施，解缴富田公司偷漏的一百七十余万元税费，挽回国家损失；

　　　　3、 迅速恢复36#的生产。

　　　　而在王英奎生前写的一份申诉材料中，我们发现了如下字句：

　　　　“今年五月上旬在群众多次举报下，县财税大检办派出了以史银贵书记带队的四人工作组，前往当地就张、马两年来的完税情况及油井交易进行检查，结果发现张云良等不仅有以上犯罪事实，而且有以下不可思议的问题：

　　　　（一）张云良九九年四月十二日开始每天好几个汽车拉的卖黑油（四月十五日六个车为张云良拉的卖黑油途中被新城派出所查住罚了三千元了之）一直卖至十二月才办理了营业执照，真可谓神通广大。

　　　　（二）张云良为了偷税漏费在日产量上大做文章，竟能将含水1%至2%的油质测成是46%。这固然要一定的手脚才能得到目的。

　　　　（三）今年（指2001年）四月日产仍然在五吨以上（有王沛甫接井后的日产记录，五月二日5.8方，五月三日5.4方，五月四日5.94方……）竟能在2000年元月开始就按1.8吨的日产缴纳各种税费。

　　　　（四）张云良早在四月三日（指2001年）就不交一分税款，只打一支89301元的欠税条子就能在王渠则地税所开出二百八十九万元的建井发票（用的陕西榆林地区建筑业统一发货票）……”

　　　　王英奎在这份申诉材料中提到，他曾多次向马乐斌书记、孙存军副书记、陈俊儒副县长、张林森副书记等领导送去书面举报材料，如石沉大海，数月无讯。

　　　　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清廉的老共产党员在扭曲的体制中，为揭露腐败，竟不得已地采用行贿的手段，求领导尽快处理此案。他与马芳在2001年8月18日写的一份协议中这样写道：

　　　　“由于甲方（马芳）受骗，形成官司，当今社会需要活动资金，给县有关领导，乙方（王英奎）暂拿甲方5万元人民币，如果官司败，乙方给甲方退还5万元。”

　　　　纪玉琴说有关领导收下钱后，也曾将此案推动一步，后来又不动了。王英奎很无奈，就给马芳写了上访材料，叫马芳到法院起诉。

　　　　2001年，马芳请罗有录律师代理，在靖边县人民法院起诉张云良。张云良请宁夏银川市律师常君宝来靖边找罗律师，宣称张云良准备拿出一二百万摆平靖边的事情。

　　　　8月20多号后，常君宝提出管辖异议，认为此事应由银川管辖。罗有录律师则认为此案属选择管辖，因为合伙合同签于靖边，应由靖边管辖；后法官找到马芳，要马芳撤诉，说马芳不撤诉就会损失全部诉讼费，马芳无奈，只好撤诉。

　　　　后来马芳带着王英奎写的材料到北京，机缘巧合遇到在中信办工作的榆林老乡，这位老乡将马芳介绍到中纪委。马芳还不放心，先后去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等。

　　　　很快，王英奎给马芳写上访材料的消息在靖边县委县政府中传开。在遭到“个别领导”“批评”后，王英奎承受不住压力，终于上吊自杀。

　　　　而在一年前，也就是2004年的国庆节，马芳也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写的是：

　　　　“马芳：你还行，胆子不小，以后放尊重点，你好好想一想跟我们闹事，看自己是谁，哪有你立足之地，如果你不省事，小心的狗命，这颗子弹就……如果你把这封信公开，小心你全家性命……”

　　　　信里夹着的，赫然是一颗子弹。

　　　　马芳说：“我不怕他们，你们把我的事情全部写出去。我要对得起死去的老王。”

　　　　高志晟 楚望台

　　　　10月1日于陕西榆林

　　　　十三、从卖猪到打井：一位投资者的创业史

　　　　人民大学的何伟教授对于陕北地区的投资模式有一句精辟的论述：“一口油井就是一个合作社。”农民多以亲族为单位，募集打井所需资金，一口油井可能牵涉到几十甚至上百户人家的资金，这是在我们的调查中常见的模式。而今天我们认识的一位投资者，则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他传奇式的创业故事。他生在普通农家，靠极为艰苦的努力起步，曾经身家千万，却在油井事件中倾家荡产，负债几十万元。

　　　　李占军（化名）今年五十多岁，矮个子，人很精神。与前几天的调查中我们所接触的那些普通农民不同，可以感觉出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坚持让我们隐去他的真名，也不要在文中写出他谈到的关于具体人员的腐败问题，我们答应了他的要求，他才开始了他的叙述。

　　　　“我从起步说起。我七零年当兵，进了国防科工委在甘肃马兰的基地。七五年复员，没地方去，又回了靖边。

　　　　我家里有姊妹弟兄九个，家里很困难，工资不够吃饭，这就逼迫我去做生意。每到礼拜六下午我就在村里买上四五个猪娃子，骑上自行车到定边，我们村到定边大概130公里，赶礼拜天早上到，白天把猪娃子一卖，晚上再返回来。那时候路不好走，都是土路。拉这么一次能挣四五块钱，这是七五年的事情。

　　　　到了冬天自行车没法走，我们那里产柳树，我又拉架子车，拉柳椽子，一车四五百斤，拉到宁夏盐池县，到那个地方卖了换成糜子，再拉回靖边来卖。从靖边到盐池四百里，来回将近八百里，两条腿拉着车走下来。从七五年到八一年，每年拉上一到两次，上去车沉，大概四天半，回来车轻，大概三天半。

　　　　到了八六年，我调到水利部门当办公室主任，那时家里实在太穷，我两个弟弟成不了家，我就辞了职，承包着单位的汽车拉煤，一直拉到八八年。上去拉的是煤，下来拉的是水泥，三年多一共挣了八万块钱，那时候已经不算少了。

　　　　八七年的时候有了宽裕，我就盘算着做生意。雇不起别人，就自己干着。那时候靖边流行倒羊皮羊毛，我就骑着摩托车到内蒙宁夏收羊毛，带回靖边来卖。一年多我这一项挣了十几万。八八年我骑摩托，七百多公里到内蒙磴口带了六十斤羊绒，回来的时候摩托车翻到沟里，在医院昏迷了七天七夜。

　　　　第二年（指八九年）身体就垮了。不敢往外跑，就开始拿这几年挣的钱养鸡。过了两年我的养鸡场就是靖边县最大的。我养了四年鸡，一共挣了八十万，全是自己出的本钱，没有贷过款，家里人都俭省，那个时候我的财产已经过了百万。

　　　　“九三年春天，北京国防科工委我的老首长到靖边来打井。那时候他打井，叫我给他拉油，我就买了四辆车雇人帮着他拉油。他的井油质好油量高，国家给的价钱也高，他分给我的也多。那年我一边养鸡，一边拉油，一年多挣了四百多万。”

　　　　九五年春天，井上不大景气，他们就想聘我做公司的副总。那个公司叫西北远望能源开发公司，我做了一段时间的副总，最后老首长就把井承包给我了，承包一年光税费就交一百多万，给远望公司交承包费一百五十万。

　　　　九六年我个人资产已经到了六七百万，西北远望公司、靖边县人民武装部各和我合伙打了一口井，一口井（日）产两吨多，一口（日）产八吨多。那个时候油价相当低，八百多块（一吨）；那年年底部队改革，不让他们参与打井，人武部就让我把合打的井承包了，外加人武部自己的一口井和远望公司的四口井，承包期是六年，一次交清承包费。人武部是十一万，远望公司是一百三十八万。九六年底到九七年底，油价翻了一番，那段时间我纯利润收入了七百多万。

　　　　九七年到九八年这段时间，天赐湾还没有外人来打井，我拿出一千万和亲戚朋友合伙打井。那时有关系的就能批到井，我这个直筒子没甚关系，只能拿高价买井位。一共打了二十一口井，光买井位就花了将近六百万。

　　　　那时候是雇长青公司的打井队打的井，他们技术有问题，这二十一口井总共才产一吨油。我只好拿以前的油井抵债，算下来我损失了三千多万。政府原来的招商引资政策说是给补偿，可是到后一分钱都没有补。

　　　　靖边为什么让私人打井呢，靖边三任钻采公司经理，安广生，梁纪贤，王明光，每个在任上时钻采公司都赔了一千多万。靖边政府那时候每年财政才四五百万，赔不下去了，才想起让私人打井。”

　　　　那时我还有两口井。零二年十二月份政府强行和我们签了合同，合同主要是两点，一是说让我们再经营两年，二是两年后无偿把油井收回。我们算了算，再经营两年还能差不多收回资金，就没有硬抗，但是几个月以后政府就把油井抢了。那时候我两口井的产量是三吨三，按政府说的补偿标准应该是一百二十五万，实际上拿到了十八万。

　　　　这个时候欠了三百多万的债，躲债跑到内蒙去放牛，到过宁夏、新疆，一直到去年冬天才回来。”

　　　　今天我们还见到了冯秉先的妻子曲建平。曲建平此前也曾因为为营救亲人上下奔走而被地方政府监禁三十余日，心力交瘁。提起尚在狱中的冯秉先，曲建平就心急如焚。

　　　　“老冯六十多岁了，身体也不好，他身高一米七五，体重还不到九十斤，我刚从监狱里出来，知道监狱里边什么样子。老冯要是年轻，我就不让他出来，让他在牢里坐着。可是我怕他坚持不住啊！”

　　　　曲建平本来是一位高中语文教师。为了营救冯秉先，她辞掉了工作。在她写的《呼吁尽快释放陕北民企代表冯秉先》一文中，我们看到了如下的字句：

　　　　“如果陕北民企最后一名代表冯秉先能够得以释放，民企投资人至少能保全部分人权。”

　　　　“如果榆林市政府能释放全部民企代表，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到法律的地位和良知在主导社会。”

　　　　“榆林市政府能否释放全部民企代表并妥善解决陕油事件遗留的经济问题，将检验党的执政方针在地方能否推行，将会直接影响民众对党的执政方针和执政前途的信心。”

　　　　“我们相信，中央政府已在关注陕油事件，正在做出公正的决断。”

　　　　“呼吁社会各界关注陕北民企代表的前途，敦促榆林市政府尽快释放冯秉先。”

　　　　我们对曲建平女士这种理性与平和的态度表示钦佩。我们也相信，在中央政府的直接关注之下，榆林市政府会做出理智的选择。冯秉先是陕北稳定的功臣，正是因为冯秉先代表的呼吁，民风剽悍的陕北才没有发生以暴抗暴的流血事件。

　　　　高智晟 楚望台

　　　　10月2日于陕西靖边

　　　　十四、人间正道，不得立案

　　　　刘建云已经在外逃亡了几个月，昨天刚刚偷跑回靖边，今天下午他找到了我们。他说自己现在还是被追捕的对象，没有脱离危险。我们和他进行了简短的谈话。

　　　　“我是从2000年开始打井，款都是高利贷。自己的房子抵押了二十多万，十几个亲戚朋友帮着筹款，一共筹到二百几十万，和别人合资打井，我有百分之三十的股。2000年打了四口井，一共五钻，其中有两口是干井，一口是1343#，一口是3105#，其中1343#井打了两钻都没出油。

　　　　打后边两口井的时候款不够了，我个人又贷了五十多万高利贷，都是一分五、二分的息。2002年8月我开始打第三口井，井号是1552，请的是长青的打井队。这次成功打出了几吨油，尝到甜头了；2002年11月准备打第四口，款又不够了，我又高息贷了八十万。当时这口井也大成功了，出油达到十几吨，但是稳产时间不长。这口井井号是3013。

　　　　2001年11月，我又请了三盟石油开发公司和另外几个朋友，买了中原油田在定边打的一口井，井号是902B，因为中原他们经营不善，井损坏了，我们用二百万买下来，修了几个月井，又花了三十多万。2002年修好的，（只）抽了几个月（的油）。

　　　　到了02年冬天，3013号井下出了问题，没法继续抽了。2003年3月份，县政府给我办了技改手续，我又贷了60万，在3013井上又打了一钻。03年5月13号开始抽，这口井产量很高，日产有30吨。十天以后，这口井就被抢走了。

　　　　03年4月份，定边县政府有一口闭坑井（干井）给我让我修，井号是902A。我刚修好没几天，就开始收井。我修井花了90万，县政府说井没修好，只给我补偿20万，可是他们到现在还四五吨的抽着。

　　　　5月23号开始收井，县政府派干部进入井场，每个井场两个人。当时榆林政府发了个55号文件说是无偿收回。这个文件当时说要先接管、后清算，一步到位。

　　　　6月28号一大清早，定边公、检、法、司连上武警与驻进井场的一千余名干部配合，把看井工人赶出井场，断电断水。当时正好下着雨，我们雇了公交车去守油井，公安把我们雇的公交车强制押回县城，让我们无法下山。有的工人不离开井场，就被他们殴打；老板不离开井场，就威胁要抓。井就这样抢回去了。

　　　　6月份我们就产生了一次大型上访，有两万多人到定边政府，政府不管；后来去了西安省政府，去了三千多人，政府也不管。

　　　　上访回来榆林市贴出来一个公告，说给我们合理补偿，让我们过去领钱。领多少钱既没有评估单位的评估，也没有法院的判决，是政府单方提出来的一个既不公平又不合理的方案，补偿不到实际价格的20%。

　　　　我那口30吨的井（3013#）给补偿了二百六十万，实际价格按当时的油价计算可以达到一千七八百万；那口7吨的井（1552#）实际价格四百多万，补偿了六十三万；那口十吨的井实际价格六百多万，给我补了五十九万。

　　　　县上让我们去领钱，我们心里都有气，没人去领。2003年的七月二十几号我们三百多人又去北京上访。上访把材料递上，市政府就上来人把我们强行带回来了。7月26号晚上我回家，远远地看着我家大门上站着七八个公安，我就连夜逃了，一直逃到银川。

　　　　定边县派出三路人马出去抓人，一路新疆，一路宁夏，一路北京。到抓人最厉害的时候，银川飞机场、火车站、往陕西走的公路路口都有榆林公安盘查，一个公安身上带着好几副手铐。这是因为市政府给县上下了死命令，说必须在7月28号之前让我们把补偿款全部领走，不领走就让他们全部自动辞职。领钱的时候要在公证书上签字，代表同意补偿。

　　　　后来公安抓不住我，给我打电话叫我回来领钱，说钱一领就不抓我了。当时我还没有领。政府没有办法，又派税务局查我的账，想查我的问题。我没有偷税漏税，他们查不出问题来，拿我没办法，县上又开始再次抓人，并且同时找我的家人、债主做工作，让我回来领钱签字。后来亲戚都劝我，钱已经没指望了，别把人也赔进去，我就只好回来了。

　　　　8月2号我去找县政府，写了材料给他们，要求重新考虑我的补偿。他不加补偿，逼着我签字。我签字的时候两边是刑警队的，一边站着一个，不签字就要抓我。我逼得没办法，只能签了字。我是一边流泪一边签的，财政局的干部一个个都低着头不敢看我。

　　　　签了字就把我放了。从县政府到我们家一公里半路，我走了三个小时才到家。这几年我一共投资五百多万，白天黑夜干活，现在反而欠了二百多万的债务。我自己的债主有十几户，他们又各有各的债主，总共牵涉到一百多户的钱。有的亲戚抵押房子给我贷的款，还不上，现在无家可归，娃娃失学了，都得到外面打工。

　　　　我原来雇着十个看井工人，政府把井抢了以后说让他们每人交两万块才能重新聘用。钻采公司这些领导都有招工的指标，其实就是一个人分了几万块钱。我原来的工人现在都失业了，只能跑到外面打工。

　　　　去年4月12号，我们到市政府上访，和王登记（榆林市长）座谈，谈了四个小时。当时还有市石化局长秦陵惠、公安局长杨勇、信访局长姓冯的。到最后王登记说他官小解决不了。5月12号我们又到省委，省上没有给答复。没想到榆林政府12号就开始抓人，我们上访还没结束，榆林公安包括110就扑到西安，到省政府抓人，其中就有定边公安局长段桂生。

　　　　我就开始逃跑，一直逃亡了四个月。这四个月公安每天到家里搜查，不定时候，有时候是白天来，多数时候半夜来，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5月27号我到了北京参加研讨会#61482;，县上政法委书记带人到北京抓我，是首都师范大学的郭海燕教授掩护我逃出会场的。

　　　　这几个月，我一边跑，一边向媒体申诉。好几家媒体采访过我，有国际金融时报的李梅影记者，这个报道发出来了；还有人民日报的周文水记者，中国新闻周刊的朱雨晨记者，还有中国企业家报和时代周刊的采访。

　　　　北京的研讨会一开，影响很大，市上就加大力度抓捕我们。八月十几号我偷着跑回来，定边公安局知道了又开始抓我，我又跑了。那时来抓我的是县上缉毒队的队长。这几天趁着他们放假，你们又在这，我才跑回来了。

　　　　现在在外逃亡的代表还有七八个。我们要继续告，没有完。下一步我还要委托律师进行维权。”

　　　　而今天来访的两位农民，青阳岔杨坪大队的武金飞和庞海云告诉我们，他们已经上诉过好几次，但是榆林市政府告诉法院，凡是涉及油井的案子一律不得立案。这使我们的心情愈发沉重起来。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上午我们打开电视，榆林电视台居然正在播出一台“反腐倡廉文艺调演”；镜头不断从台下榆林政府主要领导的脸上扫过，而舞台的幕布上，赫然写着四个大字“人间正道”。

　　　　高智晟 楚望台

　　　　10月3日于陕西定边

　　　　十五、“我比白毛女还惨。”

　　　　一位投资人跟我们说过这样一段话：“油井就像我们的喜儿，政府就像黄世仁，喜儿一长大就让黄世仁抢去了，我们都是杨白劳。”

　　　　毛 在陕北准备东渡黄河往西柏坡转移的时候，曾经跟身边的人说，“我们要往白毛女的故乡去了。”在六十余年后的陕北，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准备讲述陕北另一个白毛女的故事。

　　　　“我叫杨春旺，57岁，家住小河乡前河村，家里有8口人。我是从1999年开始打井的。第一口井和别人合打，是99年的7月份。当时见别人都在打井，政府也在宣传鼓励让私人打井。有很多人打井也挣了钱，我们心里也想打，但是我们没有钱，心里底气不足。我们还是一直筹划着想打井，后来我和我们村的贾树全老在一起合计，可大家都很穷，你们不晓得我们现在穷到什么程度，比我大些的说还比不上解放前。我们村子小，全村才一百一十个人，我和贾树全实际上把全村人都找遍了，就想打井。打井大家都赞成，但是一家连几千块钱都弄不上。村里凑不上我们就到村外去找人，后来我们去青阳岔找了一个姓王的，名字我记不清了，唉，这几年让政府弄得一点记性都没有了。

　　　　我和贾树全、姓王的，我们三个人凑了90万，大股东是我们三个人，每个股东后面是一大群小股东。我自己这边只有四个股东，其他钱都是高利贷借的钱。这口井我们实际上花的是120万，因为买井位还花了15万元。后来井上压裂出了两次大的事故，又花了十几万元。这口井开始出油也不理想，一开始只能出一吨，后来降成了几百公斤。那时候原油价低的才几百元一吨，这口井我们赔惨了。2002年其他股东都赔得撑不住了，最后将井折价十四万给了我，出油量仍然是几百公斤，还三天两头出问题。我咬着牙又凑了些钱，彻底地把它大修了。刚大修好，就被政府抢走了。这口井才补了四万多，分到我手上的才一万多。

　　　　我们折腾了四年，我赔进去三十多万，还有高利息。这利息可结实啊（指厉害），2002年我又借了60万元，参加了其他四口井的投资，亏在井上了，还得从井上往回找。高利贷投入60多万元，大部分出油几个月就被政府抢走了。这四口井我的股份投入是60万元，政府才给我补了不到8万。这可一下子就把我打到地洞里了。我现在还欠人家41万元，有两分的利息，也有一分八的利息。光这利息就能压死人。2003年初开始传说政府要收井，但没有人想到他们会来抢。政府怎么能抢，又不是土匪。回收前说是要收，我们在一起也常有议论，打井的人都说，咱们的手续都是政府批的，每口井都和政府有合同，都认为政府即使收也会给个合理的价钱，最少个人投进去的钱总该给人家给够吧。他们突然让警察来抢，没有一个人想得到。

　　　　6月7号井突然被抢走，很多人哭得像死了娘老子一样。我当时就躺在地上哭，这可是要我的命啊，后来我们都到省上，到北京上访，我都没去，并不是我不想去，去外地上访我去不起，我一分钱没有。榆林上访我去了，是搭别人的车。省上上访的当天就开始抓人，我没有到省上上访，我不怕，他们没有道理抓我，省上上访回来的人找到我，跟我说这下跌乱了（编者按：当地方言，大意是“出大事了”），市公安局开始抓人了，已抓了我们很多人。我说我又没到省上上访，不可能抓我。但很多投资人说抓的都是诉讼代表，只要你是代表，不管你上不上访，都要抓。那几天我就成了惊弓之鸟，坐禁闭我不怕，但油井回收后有一些人被抓过，我们这的警察心狠的很，他们折腾你你受不了。那几天我又怕来电话，又盼着来电话，担心受怕总没个头不行。抓人开始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小河派出所打了电话让我到县公安局投案。就这一天里县公安局也给我打电话让我当天必须到公安局投案，要不然要好好的收拾我。

　　　　5口井我投资了近一百万元，你们全部抢走给我的补偿不到9万元，我也只是在榆林上访了一次，你们凭什么抓我，我又没犯任何王法，当然不能让你们弄住我。我是一分钱也没有，也没办法躲到外地去，我有我的办法。我就开始藏在山上。开始几天晚上还偷偷的回家睡，但回家后常常一夜睡不着。一听到狗叫就跑出去，没动静后再偷着回来，弄得一家人都睡不好。我就干脆彻底躲到野外去，也不带铺盖，就拉了一块烂毡子，可是把罪受砸了。

　　　　白天还得不断的换着山头躲，夜里也常要不停的换地方。带着铺盖肯定是不方便，黑夜里常冷的我硌啾（指抱膝蹲着）到天亮。开头那段时间我还在半夜里偷着回去拿点干粮，后来也不敢回去拿了，因为家里人说公安上的和乡上的干部半夜里来过五六趟了，每趟都是六七个人，都是悄悄地半夜里翻墙进来，然后突然闯到屋里，也在我女子（女儿）家里闯了一趟，弄得家里人也睡不成。回来以后邻居讲，弄得他们也睡不成。每次公安一走，全家就哭。我自从娘肚子里出来，从来没想过有这么一场灾难。

　　　　后来因为不敢回家，我每天就在山上抓住什么吃什么。那些玉米生着都吃，口渴了就下山，照应到周围没有人，就跑到河里喝一肚子水，再跑上山。因为不知道山下的情况，也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完，说了你们别笑话，我本来是个很坚强的人，这次把我整松了。我有时整晚上偷着哭，不敢大声号，咬着牙抿着嘴号，害怕有人听到后被抓。遭了四十来天罪，我的身体彻底日踏（垮）了。

　　　　一百六十多斤的身子，四十天变成了一百一十斤。我从来没有害过病，现在胃总疼的直不起腰来，在野外地上睡了四十天，皮肤上就起了些很怕人的东西，你看这一大片一大片的。（解开衣服让我们拍照）这东西痒痒的难受，痒起来整黑夜整黑夜的睡不着，脑子里山里上沟里下的想个不停。我有时想，我和白毛女有什么两样。这罪是受日踏了。实际上细想起来，我比白毛女更惨，这你们也该知道，白毛女后来是碰上了共产党，解放了，那个时候的共产党不欺负穷人，白毛女碰上共产党就解放了，我们怎么办，共产党的天下，榆林政府一下子让我们几辈子翻不过身来，我一辈子不识一个字，但我知道美国人不是这样。

　　　　我什么时候下山的，就是朱（久虎）律师释放的那几天，家里人上山跟我说党中央为我们撑腰了，说现在形势松垮了，问题不太大了，我才敢下山。下山头几天我还是藏在家里不敢见人，过了几天试着在村里边露面，结果公安又通知我到公安局，说不去就马上抓。我一想到在山上受的苦，现在天气冷了，再藏到山上也撑不住，我就干脆说去他狗日的，你们狗日的球愿怎么办，我就去了。结果到了公安局像审犯人一样从中午开始一直审我到晚上八点。我看他们实在无聊得很，一句话要反复问上十几遍，让我不能再告状，也不叫上访，什么话以后都不得说了，让我认清形势，说我觉悟太低，说政府怎么能随便告呢，你又不是小孩不明白事理。告也告不赢，今年你也看到我们抓了多少人，谁能把政府怎么样，再告还要抓，让我保证不再告状才放我回家。

　　　　还有好长时间是让我说朱久虎和冯秉先的犯罪问题，我没有说。我最苦的还是我的小子做开颅手术那几天，急得我寻死上吊也没用。我逃跑到山上以后所有的担子压力都搁在我小子身上，那群要账的人是每天都来找我的小子，说什么话的都有。什么难听骂什么的也有。小子也彻底被压日踏了，很快就病倒了，拉到宁夏银川做开颅手术，现在还在医院躺着。我的家是完全烂干了。现在的庄户人连饭都吃不开的哪里还有，靖边就有很多。人穷得没办法了，脸面也不顾了。我的三个孙子都送到别人家里面养着，我们大人总不能跑到别人家里吃饭吧。我这种人没脑子，我又相信了政府，我去了两趟乡上，他们说不管，说你自己想办法吧。我现在就是等着看政府赔不赔，要是不赔的话我全家彻底烂包了，我就豁了这条老命。”

　　　　“上山”二字在陕北老区民间，有着两种隐晦的意思。一种是如老杨今天一样在山上躲躲藏藏，一种是如毛 当年在山上“欲与天公试比高”。老杨下了山，是因为他还对党中央保持着几十年的忠诚和信心，可是我们在暗暗担忧，今天的党中央，是否还有如当年一样，为人民撑腰的决心和能力？

　　　　 高智晟 楚望台

　　　　 10月4日于陕西靖边

　　　　十六、一个看门老人的离奇死亡

　　　　 张国田，陕西省定边县油房庄乡韩渠村前支书，离任后在定边县钻采公司韩渠采油队看大门。2005年7月4日凌晨，工友在采油队锅炉房里发现他的尸体，即将尸体送往医院，确认张已死亡，时年63岁。后经定边县公安局侦查，结论是张国田系自缢身亡。张国田的家属对这个结论极为愤慨，多次上访未果。听说我们到了陕北，找到我们向我们陈述了案情。

　　　　据张国田家属说，张国田生性乐观豁达，为人正直。因为他原为村支书，了解许多韩渠村土地非法征用的事实。他离职后，有关领导为照顾他，将他安排在采油队看门。张国田与采油队队长张立波不睦，说他胡作非为，多次遭到张立波的训斥辱骂；而张国田死前几天，采油队风传张国田准备举报张立波的消息，而7月4日凌晨4时许，张立波与张国田还发生了争执。

　　　　05年7月4日凌晨，钻采公司职工姬海军到锅炉房去，发现张国田倒在地上，就喊工友白生有“快来，老张出事了”；白生有与另一名工人随即赶到锅炉房，发现张国田仰面躺在锅炉房门口地上。白生有立即抱起张国田放到车上，送到医院，白生有的衣袖上与汽车后座垫上均沾染血迹。

　　　　当日晨7时许，采油队通知张国田家属，说张国田生病在县医院。家属到达医院时死者已被送往太平间。随后家属被安排到定边县圣世宾馆，准备协商处理善后事宜；在宾馆，家属询问张国田死因，白生有叙述了上述过程。其后张立波称，在当夜4时许巡夜回来后，由于叫不开门，狠狠训斥了张国田。

　　　　当日中午，死者家属到太平间后，发现张国田头顶有一钝器伤，脖子上有勒痕，遂怀疑张国田另有死因，提出要看现场。晚7时许，张国田兄弟张国华、张国富由采油队副队长申明带领到现场，在锅炉房内，他们未发现任何可勒死人的绳索之类的东西，没有血迹。锅炉房内有一用于洗脸的凳子，张国华检查了凳面，未发现鞋印。以上事实均有定边刑警队笔录、张国华、张国富的材料及照片为证。

　　　　家人认为张国田的死另有隐情，于当日下午4时许向钻采公司石油派出所和刑警队报案。下午6时许定边县公安局长任杰到圣世宾馆听取了汇报。

　　　　当日晚，定边钻采公司领导韦世忠到韩渠采油队开现场会，要求钻井队工人上下一致，统一口径，宣扬张国田系自杀，并威胁职工，谁要是提供反面线索，就是想坐牢。

　　　　7月5日上午，也就是案发一天后，定边刑警队才到锅炉房勘查现场。此时，两锅炉之间的暖气管上出现了一根已断开的塑料包装带，洗脸用的凳子已经移位到下面，且凳子上出现了鞋印，门口出现了碳块。下午，榆林市法医艾绍安到定边县，由钻采公司领导与定边公安陪同在圣世宾馆吃饭，并在医院太平间对张国田进行尸检。

　　　　7月6日，艾绍安、定边市刑警队人员、钻采公司领导联合在圣世宾馆101房间向家属交待，说张国田系自杀。因为艾绍安无法解释张身上其他外伤的形成原因，刑警队决定进行二次尸检。家属对法医提出质疑，要求更换法医，刑警队罔顾家属要求，强行进行了二次尸检。第二次尸检时，据在场看管张国田尸体的魏志才说，打开死者颅骨有淤血，在耳下有两处骨折。

　　　　7月14日定边刑警队口头向死者家属宣布，死者系上吊自杀。死者家属提出了若干疑问：

　　　　“我父生性乐观豁达，家庭生活舒适无忧，更无任何心理压力，就在7月3日晚九时左右，还在隔壁许延义小卖部唱秦腔两段，眉户一段，有说有笑，嘻逗小孩，毫无自杀迹象。”

　　　　“暖气管的高度远远大于我父身高与板凳高度之和，我父无论如何也系不上绳子的。”

　　　　“我父左右颌角勒痕轻重长短不一，并非上吊。”

　　　　“白生有所述发现死者所躺的锅炉房门口，上方没有任何地方可拴住绳子。”

　　　　“我父死相安详，不吐舌头，眼球不突出，实不符上吊迹象。”

　　　　“我父头顶部由钝器所致伤痕，深及头骨，形如月牙，另有两处明显击伤，三处伤连起来是个圆形，沾满鲜血，为什么现场没有一点血迹，而衣服有血，白生有身上有血，拉人小车车垫上有血，由此断定，锅炉房并非第一现场。”

　　　　“我父背部、肩部、上肢部有明显擦痕、揉搓痕迹，此痕迹从何而来？”

　　　　“定边县县医院太平间张二娃说，根据他看多年尸体的经验，我父明显是被人打昏后用绳子勒死的。”

　　　　“定边县县医院医师李伟说，当时他医治时，人已经死了好长时间了，据他所观察，可能是被人打死的。”

　　　　“7月5日，钻采公司韩渠采油队门口小卖部许延义的妻子给店房洼村民郭金福，马奋鹏，侯宪金，许志良说，她在7月4日凌晨听到我父与张立波吵架，而吵得相当厉害。”

　　　　“两锅炉之间暖气管上事发时根本没有绳子，这根绳子是谁于何时系上？”

　　　　“锅炉房内凳子上的脚印从何而来，在刑警队勘察所谓现场之前，我九爸曾看过此凳，并未发现鞋印，由此断定，所谓案发现场纯属伪造。”

　　　　“刑警队在锅炉房门口看到的碳块，是谁在何时放置的？”

　　　　“白生有和姬海军为什么所说的尸体躺的位置不同（白说尸体躺在锅炉房门口，姬说尸体躺在二锅炉之间），两人所说相差三米多，中间隔一锅炉。”

　　　　“钻采公司韩渠采油队大门对面200米处有98号井，而拉我父的车去医院时去过98号井，为什么？”

　　　　“韩渠采油队通向98号井之路旁有管线沟两处，离采油队约100米，在7月5日下午采油队将其埋没5米之多，而此地的几十千米管线沟全由当地村民埋没，采油队在此之前（后）从没埋过一米，为什么采油队在事发后第二日在此管线沟不影响任何工作下要埋呢？一定另有原因，我怀疑是谋杀我父的第一现场。”

　　　　“‘自缢身亡’推断纯属牵强与捏造。其推断是先自缢，然后绳子断了，撞在暖气管阀栏上，致使头顶有一血口子（阀栏上未曾发现血迹），这一推断明显有误，首先，我父不会自杀，其次，如果说自缢身亡绳子不会断，如果绳子断了，人就不会死；第三，即使（绳子）断了也只可能撞到头的四周，决不会撞到头的顶部，并且由伤痕深度可见致伤力度与绳子断了人掉下来的力度严重不符。”

　　　　家属说，张国田有一封“遗书”，事后就被警方收走，家属找警方索要，警方说不是遗书，是一本“学习笔记”，亦未归还家属。在家属多次上访后，省公安厅在9月的一天通知家属，说周四要开个听证会。“礼拜三又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事捅到天上了，省公安厅准备向全省媒体公开这个事情。结果礼拜四没开，说拿到下礼拜二。我们打听在哪开，他说你们家属就不用来了。到最后我也没听到消息。”

　　　　家属给我们送来了张国田的尸体照片。我们看到，张国田的头部有明显的伤口，已经结痂，背部呈暗红色，从照片上无法辨认是尸斑还是伤痕。

　　　　高智晟 楚望台

　　　　10月6日于陕西榆林

　　　　十七、“只要你不承认自己是黑社会，我们就不会善罢甘休。”

　　　　刘建宁，四十五岁，定边县城人，原为国有电业公司的职工，90年下岗，后开始经营饭馆，倒卖羊绒，五年时间攒了十万元。95年后买车拉油，到2000年止，挣了180万。

　　　　“2000年时，我的宁夏战友张长雄来找我，说人家都打井，咱们也开始打井吧。第一口井我们找了八个股东，每个股东后面一群小股东，定边的打井成本比其他地方高，第一口井把我们赔惨了，这口井是767井，八个股东投资了三百四十万，当时的所有资料显示这口井前景很好，有六套油层。请了很多专家都预言说这口井很好。六套油层全开完，一滴油都没有出来。这口井失败了。

　　　　2001年我们原班人马又开始打第二口井，这口井号是1507。等于前一年折腾了一年，赔了三百多万，这次的钱也都是借来的，朋友同情我们，就在朋友已经打出油的井边上50米开始打这口井，这口井又投资120万。定边的井很深，米进尺又很贵，还是没打出油。这时我们这群人不但原有的积蓄都花完了，还欠了很多外债。

　　　　2001年下半年，我和宁夏的几个战友又开始合计着打井。我们已经亏的很厉害，也只有打井才可能有出路。这次我们是八个人，投资260万，打了2481井，年底出油，但非常不顺利，地层吐沙，产量急剧下降，一天只能出两吨左右。后来就找了许多专家，但终于因为地质本身的原因，专家也没有办法。一直到回收前，一直在修。我们几乎找遍了国内最好的专家，虽然花了不少钱，但是在政府回收油井之前，总算彻底修好了。日产量一下提升到5吨，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结果没想到突然被政府强制收走，5吨的产量给我们以两吨多补偿，补了96万，这口井又亏了一百多万。2481井的全部投资和其他井一样，都是借来的。我实际上是已经倒了，这次凡是能借钱的地方我都借了，2481井我一个人就借了六十万左右，姐姐妹妹所有的亲戚都出来帮着借，我自己的两套房子，我哥哥的房子，都抵押出去借了钱。强制回收时摊在我头上我能拿20万左右的补偿，这口井我自己又多背了40万的债。

　　　　2002年年初，我和另外的两个人合伙出资60万，买下了998井，产量始终维持在一吨左右，为了提高产量我们又花钱请专家进行酸化，修井折腾了近一年，今天请这个专家，明天请那个专家，费用大得吓人，这口井实际上也是一点收益也没有，因为每出上一两吨油就要出问题，修上一段时间后又能出几天，折腾得够呛。修了一年时间，刚正常没几天，这口井被政府突然抢走了，他们只给补了23万元。这口井我投入的是十几万元，补偿摊到我头上的才四万多元。这口井上又栽进去十万元，现在想起来心跳得不得了。

　　　　打了三年井，把原来辛苦挣来的一百八十万积蓄全砸上了不说，两套房子，连我哥哥的房子，都抵押给人家了，到政府强行回收以后，我还倒欠下大几十万高利贷款，打井本身是高投入高风险的事，高投入高风险的阶段不见你政府的面，我们支撑了高风险高投入是为了高回报，最主要的是你政府答应的事要准数，你收了我的费让我打井，我能不相信你政府吗，再说我和你政府都是有合同的，最低也签了五年合同，连和政府签的合同都不算数，还能让我们去相信谁。2481号井如果晚收一年，我们260万元肯定能收回，这该是个算帐的事，投资收回后我们就能开始挣钱，刚开始出油你政府就来开始抢井，你这连强盗都比不上，我们投资的是260多万，你最起码该把我们的投资款给补齐吧，我们使出几辈人打出的井，你政府叫抢也罢，叫回收也罢，总该讲个道理。

　　　　最气人的是他们收井的过程。6月7日那天，我的井上来了一辆警车，是县公安局的刘君祥带队，他是刑警队长，带了五六个人，是半夜一点多到的，上来就把我们照井的老汉从房子里面拖出去，深更半夜把老汉撂在半山腰的路口上。这个照井老汉是外县人，人生地不熟，在外边冻了一晚上。实际上我们在井上有三个照井的，由于其他两个比较年轻，山上的警报器响成一片，那几天警报声不断，山上沟里到处是警报声（警笛），警察也到处抓人，照井的那几天吓得不敢睡死，一听见警车到了我们的井口，两个年轻一点的就翻墙逃跑了。第二天所有被抢的投资人都很气愤，那可是要我们的命啊，几千投资人都涌到山上，准备强行要回自己的油井，结果政府早有准备，漫山遍野都是警察，我们雇的车到山上全部被扣，我们连回来的时候都没有车坐。县长艾保权在山上亲自指挥警察抢井，驱赶我们。那天晚上被抓的照井工有十几个，一直到我们去北京上访，这些照井工还被不明不白的关着。其实他们只是我们雇来照井的，你抓这些人有什么道理？

　　　　定边的油井刚被抢的那段时间，所有出定边的公路都24小时有公安把守，那阵势你们肯定没有见过。每个警察手里都提着二三十副手铐，警车旁边铐着许多让他们拦下来的人。定边人到省上告状，都要从银川走。那段时间银川的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都要有定边的公安把守，许多上了车的人都被抓下来，买了飞机票的人也被堵回去，机票就浪费了。

　　　　当时每天都有公安上的人往投资人家里跑，吓唬我们家里面的，几乎我们每个人家里都被他们吓唬过，每家都收到过拘传票。我家里就收到过公安发来的两次传票，命令我们必须停止告状，必须赶紧投案自首，并说投案自首的可以宽大处理，但没有人敢投案自首，都知道投案之后他们往死里整你。定边有四百多投资者逃往外面，有逃到内蒙的，有逃到银川的，我在外面也逃了几个月。

　　　　抢走油井后过了几个月，开始出了一个公告，说要给补偿了，公安说凡是主动投案来领取补偿的人，公安可以不再追究，说不抓人了。如果过期不投案签字的，不但不再给补偿，还要继续追捕抓人。当时对大户，政府是采取欺骗的方法占领了他们的油井，实际上这次回收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我们县的杨彦村的十几口油井，到现在也没有收回。有个叫白伟的人，先后赔了一千多万，有很多人几辈子都完了，我们不服气，你政府这样做，只要你不承认自己是黑社会，我们就不会善罢甘休。官司不管打到哪里，哪怕打上几辈人，我们也不会放弃。抓人？抓人算个啥，抓了人你抢走的财产也必须有个说法，不可能就这么算了。许多人完全已经没有出路了，我就是这样。没有生活出路，我还怕你抓人？”

　　　　这是我们第二次到榆林的第八篇调查报告。经过总共十七天的调查走访，我们掌握了榆林地区包括靖、定两县油井回收前后的大量政策、事实与证据，历经了朱久虎与十名投资人的释放过程，最使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了当地的投资者对我们从怀疑到信任的过程。我们将为陕北六万农民投资者的权益继续努力。

　　　　十月八日我们将返回北京，在北京完成此阶段调查的最后一篇。在下一篇报告中，我们将对此前的调查作出总结，从法律的角度对这次事件再进行一次深入思考，以促进整个事件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

　　　　高智晟 楚望台

　　　　十月六日于陕西榆林

一、蜀中游记

时间与时间重叠，空间与空间易位，重叠的是儿时少年的真挚友情与步入青年的各有小成但返璞归真的故交的义薄云天，易位的是曾经沧桑于漫天黄沙的黄土高原与今日闲情逸致放浪形骸于天府蜀国的肝胆相照。

　　 人还是那些人，事却不是了那些事，儿时少年无意中形成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还是一成不变的引领着我们聚首他乡，促膝畅谈；但分开的这些年中各自经历的各自的事，积淀的稳重与转化的激情却大有不同，得失成败已举足无轻，共饮苦涩分享喜悦才是其中真谛，希望兄弟之情如李冰之都江堰万古长青，虽不能造福于百姓但也无损于天地，长怀念以引导子女待人接物，体会友情，没有缺失，相得益彰。

　　 一

　　 开题冗余，谅本人思想紊乱任思绪信马由缰，或者平静掩饰不了激情的冲动，小栋、郝经纬、二牛、狗子从黄土地，凭简单一句观摩一国际博览会同时告假于领导，我怀疑领导之 IQ ，但相信几位之情商，月夜启程，不知是为检测马力或者驾驶技术，路遇一微障飞跃而去，留给毛乌素沙漠的只有一声呼啸夹杂点尘沙，车内众人忐忑又庆幸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可工业革命以来的凝聚无数人类智慧与劳动力的半智能的汽车没有如此幸运，只好留一 4S SHOP 就医待愈，万金散去不理主人。

　　 寄于鲲鹏之背来长安都城，此间记忆与回忆荡然无存，只有其中经纬打一简短电话告知本人 “ 霍面，今晚我们从西安到重庆，请速来 ” ，其它不得而知，此处只好略去 111109 个字。乘 380 飞往山城重庆，坐看风生水起，卧听雨打芭蕉。殊不知蜀人之好客，莺歌燕舞，歌舞笙箫。小栋逢场作戏，经纬高风亮节，二牛大气凌然，狗子觉却之不恭，各怀千秋，差异化经营初见成效。

　　 话说这一国际博览会充满激情故作镇定走入才知原来 就是 一商品展销会。三人不约而同侧目望向二牛，二牛往下一指还有地下一层，一行人离开会场再一电话： “ 我们动车赶往成都，霍面，退票来成都 ” 我站在黔地之火车售票窗口觉效率之低不可与我兄弟匹敌，连夜赶往成都，路遇一珠宝商，递一名片让我买珠宝时 CALL 他，打折优惠，不胜感激，真是十年修得同船渡。清晨抵蜀之东站，打一的去与四位聚首，一圆形建筑我绕三圈无人可寻，小栋远程指导打开你的 IPAD 找出地图辨出方向，谨听导引，但四位却也没有方向，罢！再绕一圈，相遇，却是他乡遇故知之激动，进一餐馆，点 “ 杂酱面、西红柿蛋面、 XXX 面 ……” 一青春服务员告知只有粉， “ 好，那就粉 ” 千叮咛万嘱咐别放辣椒。互相寒暄间我用蜀之粉已慰饥肠辘辘。二牛 2000 平的店面想向曲美家具学习，只能发现第三产业服务却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但创造力还是精髓。

　　 为了 111111 日不虚度，只好忘记昨夜的疲惫，茶店子车站去往都江堰，一哑子拿本充满玄幻封面的小册子，写着笑话二字，微小地方写着四元却也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只好接了，沿途看着道路两边，蜀地不愧天府之国，气候适宜，人民也不乏创造力，成飞歼20鹰击长空。路遇一中学，体育场比贵大宏伟，感慨万千，曾经于府中土质操场踢球，汗流浃背，就有我们在座几位的身影，现在母校日新月异，也有所欣慰。狗子、经纬睡了一路，我和小栋、二牛聊了许多，有对于大型企业的如：三一重工、比亚迪集团的赞叹，也有对大型国企垄断的感慨，还有那么些劲，我辈是否也有一些海拔比较高的轨迹，能否在岔道处抉择正确，众人得出还需继续勤勤恳恳来贡献社会，获取经验，保持创造力。

　　 来到都江堰下车看到国家三代领导人，都曾瞩目凝视建于先秦时继续用于未来的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这一水利工程，中国自古治水者得天下，与国人如水不谋而合。随着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水是否还纯，不得而知，能否再治，还需魄力。思考止于此，觅一导游进入 5A 景区，听导游的介绍，来到一棵没皮的数前，弯曲却也婀娜多姿，妖娆万分，听说是一宗教的宝树，不需再问思之应该是道家的绝非佛家，鄙人觉佛家造业，道家散业，一个刚毅，一个洒脱，无需分高下，是居庙堂之高思国之忧，处山野之涸辙亦思国之忧也。无需多言，我只对导游讲了一句，原来不穿衣服的树也能搏人眼球，茫然望我，只好默笑以对，来到四根卧铁之前，觉古人之智慧，探索精神之无穷，两千多年没有彻底锈蚀殆尽，炼金术堪比现在材料学；埋于基岩不浮沉，不亚于现代土木工程学。虽表面刻有文字夹杂些宗教气息，但也心怀敬意。走过了一排排银杏树，抚摸了即将成为植物化石 — 煤炭的乌木，上了台阶，映入眼帘的就是扑面而来的一江碧水，小栋感慨山川秀丽来源这些碧水环绕；感叹黄土高原千沟万壑，漫天黄沙，想以一躯之身挽万澜碧波于养育万代之深厚黄土。其余四人何尝不是。但现有煤海明珠之称的府谷、神木也温暖祖国大片山河；油田新秀的定边驱动神州万千引擎，气田腹地的靖边天然气流向中华九州。差异化经营，难道大自然也在运用，还是本来我们取之于她，不去深究。飞沙堰朴实无华，却起着重要功能，过了吊桥，走 50m ，回望对面就是宝瓶口，岷江之水尽入此瓶，弱水三千，此瓶一瓢没取，尽数造福都江堰百姓，瓶犹如此，人类何要取之无度，用之不省。李冰尚知用水分沙，后人为何用尽伎俩增加 GDP ？想之过多无益，只叹当时焚木炙岩，热胀崩催，遂凿而成瓶口，比古人此法，知冷冻法地铁施工智慧不过如此。往前走百步，打开 IPAD GOOGLE 地图一看，才知我们已经行走于鱼肚之中，此鱼顺卧岷江之中，却也不是简单的汀洲，独立橘子洲头体验自然壮观景象，但此洲虽然人为开凿，悠悠两千载，早已和大自然和谐统一，对岸山间隐隐寺庙檐廊，行人往复，青烟袅袅，充满千年人文情怀，问上下五千年文明，谁传承？五人已在判断导游的故事真伪，偶尔调侃她时过了一对教书夫妇因清朝年间渡船过江沉船至百余人丧命而后倡捐建起的索桥来到山间，来到一段茶马古道，遥想古代器物商贸通道的艰辛与近日湄公河被杀船员的悲惨情景，知商贸不只是喝杯咖啡吃顿饭带客户泡夜总会如此简单，难！但意义非凡；不只是马匹嘶鸣，驼铃阵阵，汽笛声声的物质往来，也是文化交流，思想碰撞的承载客体，不排除现在仅有几克重的 internet 对文化的传递。

　　 此间一导游介绍都江堰的历史，面无表情，虽然有地震时触目惊心，但也不用如此 “ 严肃认真 ” 。狗子用一句话点睛 “ 此女如僵尸再生 ” 。旁边一厕所，临江而建，步入其中，滔滔江水声震耳欲聋，五人均觉厕所另有功效， “ 尿频、尿急、尿反复 ” 者来此撒尿定会像窗外江水畅通无阻，无阻 之后还可心理治疗告诉他已为都江堰人民做了一泡尿的贡献－养了万顷沃野，只要被别人承认，总会发挥潜力再来一泡，如此反复，就此不再用三金制药。广告词 “ 该厕撒尿，涛声依旧！ ”

　　 顺着台阶上山小栋边走边数，吃了碗凉面，突然才思如那岷江水般奔涌，想了个关于这刚建不久台阶的一个故事，但也始终没给大家说这故事，就一个劲的说这凉面好吃，此时已是下午两点钟，都还没没吃中午饭，狗子听着只想揣他两脚，找地方吃饭。终于登上秦堰楼，放眼望去，大部分景色尽收眼底，都江堰工程主体规模和当今水利工程不可同日而语，但当今哪个设计师敢说他们设计的工程， “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 ？进来时看到新中国三代领导人都在此留影，小栋、经纬自然效仿一把，使劲装出神态自若或望而沉思状，我给一一拍照，但技术问题，没出来效果。却也没有怪我。下来路上看到背山工背着一背篓石子上山，众人怜悯之情藏于话语之间，有此情者比去旁边的二王庙道观参拜更让神眷顾吧？

　　 下了山，路遇一对貔貅，大伙判断了下雌雄，商业巨子二牛让摸该物之肚合影，大伙谨从。来到四六分水、二八分沙的鱼嘴边，听着导游的介绍，思之觉都江堰三处分水分沙都是同一原理，利用重力和离心力还有万物具有的惯性 ( 好时叫勇气或者耐性，不好时叫惰性或者不思进取 ) 把沙和水分开，用我所用，去我之不用，事在人为，总是会有方法，物是如此，理也是如此，世事更如此。

　　 回来在电瓶车上调侃驾驶员，小导游无奈叹息连老大姐都不放过，何况自己，只好认栽，出去找了家餐馆对着宝瓶口望着江水吃饭，不断有人过来推销小物件，小栋看着这些收入薄弱而又年迈的老人，不断买些根本不感兴趣的东西回来送与我们，并辅以 “ 这些挂件不是紫色就是黄色，都是皇家颜色 ” 忽悠我们挂在包上，那小导游跟着我们依依不舍，后来随我们去了汶川大地震遗址。（未完待续）

　　 二

　　 未完待续唯恐成虎头蛇尾，或如我高中班主任曾训斥于我：不能善始善终（我以“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不假思索的对于吾师引得整个语文组爆笑）曾经引以为傲的“惯性”，现在却成我时时要克服的缺点，得一结论，闻道有先后，我师者永为我师。

　　 废话切入正题，午餐过后，狗子走到老板旁边付清饭钱，但也没忘记小费略表感谢，老板甚是感激，走出敞篷餐厅，旁边放一铁笼，里面装着好多珍禽异兽，有国家二级动物的雉鸡，还有些说不上名的，一步之遥的地方一个屠夫正宰杀着它们的兄弟姐妹，抑或是它们意义上的“陌生人”。我们带着小栋的皇家颜色的小饰品集合在都江堰南桥正对面的广场上，小栋和二牛内心明了争锋相对的讨论的着下一步的行动，一个要去汶川另一个要回成都一了牵挂。小导游也同意去汶川，开始电话联系她哥的同学的朋友的车，我们来到路边问询了两家旅行社，都说天色已晚，没车趋往的话语，出来六人都没有说话，打了两 TAXI 踏上汶川遗址的路，记忆不是很清晰了，出发时就记得天将黑，下着小雨，也许是茶余饭后，胃用去大部分红细胞携带的能量，大脑思维不如先前活跃，气氛有些压抑。

　　 车缓缓行驶于据说是大地震时的生命线上，现在却也修葺一新，但江中的新添的巨石，远处的滑坡掩埋植被的山，田中的东倒西歪的树，司机师傅谈到地震时茫然的几丝惊悚不定闪躲的双眼，无不再现着当时地动山摇的景象，都江堰属成都平原的边缘再往西北边就都是山地，汽车一路以一定仰角上行，路旁建起了震后灾民的安置房，效率没有汶川的快，施工现场的围挡凌乱即可窥见一斑。过了一桥一隧道，岷江却也始终萦绕着这些遭到破坏的曾威武的山，不抛弃也不放弃，我思索不是山给水画地为牢，曾经黄河几次大改道足以证明，也不是北方的水巾帼胜须眉，长江也曾切秦巴山脉成瞿塘峡、西陵峡，其中横切巫山最为壮观成巫峡，即此三峡，山与水，应是相生相克，相辅相成吧，好山定有好水，好水环绕好山，这样才可轻拒风这个“小三”。山水、阴阳、乾坤、零一幻化做无穷，生死是否能生无穷，微薄之命， 即迈而立之年的我还是不能体会其中深意。只好先去汶川大地震慰藉亡灵。

　　 思绪还在随着车行漂浮，突然转过一个很小的山峰，眼前出现了一个小镇，没有电视上所说的壮观或许主观期望太高，整个小镇建在一个小河边，降大雨时小河也无情的淹没过新建的小区,车停在一小广场。站了好多着名族服饰的导游，过来问是否需要介绍，因为我们带了导游就没有再应允，下得车来，告知这就是汶川大地震震中映秀镇，到处新建建筑物的的中心保留着一处地震时倒塌的一个中学的整个建筑，却是一片凄惨景象，我迫不及待的冲上去给这个废墟拍照，当时的兴奋在我为了完成这篇文章翻阅地震时的资料所看到的东西时让我羞愧不已，就在这片土地，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 04 秒 一场 8 级强震猝然袭来，大地颤抖，山河移位，满目疮痍，生离死别…… 69227 人失去生命，国之殇，

　　 听说当时救援人员赶到， 数十孩儿稚嫩的呼救之声让其狠自身之力薄，自然之无情， 徒步20多公里，路经每个小学、中学，总会传来这样的呼救声， 一直揪扯着人心。救援人员时常以其力量微薄而自责，为那阵阵不绝于耳刺痛心脏的呼救声而泪满衣襟……，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一个才华横溢、歌喉嘹亮的年轻人民教师，以地震瞬间像一雄鹰展翅翅欲飞状救下两个孩子，却因承载不了断垣残壁而气绝，由于双臂已僵硬施救时只好剧去才救出其所救之人来诠释这句“摘下我的翅膀，送给你飞翔”，真是一曲哀歌断人肠。 这样的事例多不胜数，大家在网上搜搜，遍地英雄，想想三聚氰胺、瘦肉精为何如此惨绝人寰。也许这些人如有此经历定会觉生命之可贵（没有咒人之意）。

　　 小栋、二牛、狗子先到地震遗址处，我和经纬随随其后，面对眼前的废墟，上午的兴奋荡然无存，留给我们的只有对逝者的缅怀与尊敬，不禁思考风景秀美、民风淳朴的汶川为何会遭此大灾？我经过一战、二战受尽侵略剥削的中华大地为何会由如此国殇？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

　　 出于本人学习土木工程才会迫不及待想知道地震的震源，想从倒塌的建筑知道地震波传播的方向，才会做出迫不及待的拍照这种举动，看着这堆废墟，让我这个学结构工程的学生出自专业角度的黯然神伤，这样的平面布置，抗震构造连接，怎能承受8级地震，有些建筑层间所有柱子都被剪断楼盖叠合成肉夹馍，那其实就是混凝土夹着我同类的生命，怎能生还，扪心自问，全是天之过？2011年3月11日本9级大地震这样写道：“9级大地震及引发的海啸确认造成14208人死亡”。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时时小日本叫于嘴边的我们面对这样的差距无言以对，事实胜于雄辩，我辈还需学习，止步屡尝屈辱。

　　 曾有国内结构界专家到国外考察，总会觉得国外一根柱子配了很多钢筋，但究其不知所以。其可知有些规范我们国内根本就没有，911之后美国防连续倒塌规范早已成熟，强制应用，防患于未然，其必知此。但中国2010年新混凝土规范关于这方面只有寥寥数语，实际应用无从下手。专业说的过多无益，只想表达差距还大，不要自以为是。汶川大地震人祸大于天灾，高速发展固然是好事，人为缩短工期，偷工减料也随之而来。工民建如此，铁路更不可避免，公路不甘示弱紧随其后。浮躁的国民，我们静下心来做点事又有何妨啊，凝聚智慧和劳动多的东西世人不会排斥，乔布斯的I系列不是如此吗？

　　 不说也罢，导游带我们看了映秀周边新修的建筑，全都出自大师之手，汶川青少年活动中心乃贝聿铭设计事务所的作品沿承美术东馆的简单切割几何体的风格，却也端庄大气。抗震减灾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保罗?安德鲁的作品，一圆形建筑与此人常设计飞机场航站楼不谋而合玻璃幕墙围回一圈，设计理念是为了忘却的纪念，觉得说的很好，但建筑看不出这种深意。其它建筑线条硬朗，比例合理，黄金分割随处可见，上下收头过度自然，不突兀不拘谨。却是精心裁出，也许是为了慰藉人民，我们几个卑微草民觉没必要如此大动干戈来促使幸存的人生活在美欧小镇去尽快忘却大震丧亲之痛。不说也罢，默默祝福这里从此再无灾祸，匆匆上了车，沿路返回。

　　 当晚，湖海情怀，金兰气谊，俱无惜琼杯，到手空。我们深知，怕明日回首，陕北山东，翌日，吃罢午饭，直抵双流机场，因为我回贵阳，四位回西安，他们想让我改签西安，再一日回贵阳，其实我也非常愿意同往，但天下没有不散之宴席，只好一再推却，他们起飞时间先于我只好早过安检，我的登机牌过早不可打印，没能一起进去，后来距离他们起飞还有一刻钟时，我急忙安检完从候机楼 B 直奔 C, 还是见着小栋、经纬、二牛、狗子，很是激动坐下聊了一些话语，在一遍遍广播催促下几位走入登机通道，最后一一挥手送别，至今记得当时之神情。

　　 我曾引罗素之言表达自己：对知识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我支配我一生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物欲横流的当代，我的这三种感情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单纯，但我还想加上一种，那就是对友情的珍惜也是支配我一生单纯而强烈的一种感情。让我可体验“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王伦送我情”的激动，理解“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的悲壮。这四种感情如阵阵飓风吹拂在我前行的生涯中，能否激励自己不重要，但我将深深保存。 （完）

二、赤的疑惑：琼香传奇(天涯纵横旧帖)

　　赤的疑惑：琼香传奇

　　易大旗

　　我在海南岛当知青时，常听岛民说海南曾出过三 位"第一夫人"。我不免纳闷，数来数去也不外是孙 夫人宋庆龄女士和蒋夫人宋美玲女士，她俩是一母同胞，都是海南文昌人氏。

　　其实，大陆现在也酝酿消除"籍贯"这个食古不化的词儿了，今后履历表上将换之以国际通用的"出生地"这一新栏目。如此，偏远的海南岛连这仅有的历史荣耀也将被剥夺，因为宋氏姐妹都出生于上海， 她们都未回过海南。甚至于用"回"这个字眼都不恰当，宋美龄对海南籍贯有无感情，我不清楚，倒是 知道宋庆龄女士一辈子只认同上海，孙中山仙逝后， 她一直寡居于斯，连中共建政委她以国家副 之大任，她也无意长住北京那座官邸，最终阖眼逝去， 也是长眠于她所眷恋的热土----上海。1981年她的葬礼讣告上在某段落末尾有至为简短的一句:"海南 文昌县政府也送了花圈。"

　　现居美国长岛的宋美龄女士已逾百岁高寿，我猜 将来有人要凭吊宋氏王朝，长岛应为其中一个去处。 反观海南文昌，欲建立"宋氏纪念馆"也无从建起， 记得宋家除了宋子文曾"惊鸿一瞥"地到过海南，家 族中其他人都在祖籍之地了无痕迹，甚至连信札、 电函也找不到一封。对宋氏一门俊杰来说，海南岛 真称得上是"炎热的冷土"。

　　一、读书与乱世

　　其实，文昌的地名与地脉都独具钟灵之气，它是个出读书人的地方，在孤悬海外的化外之岛，文昌是首屈一指的文化重镇，远胜于苏东坡贬逐海南时曾开办"书院"的儋县----那里我是住过的，自东坡先生去后， 已无一丝半缕书卷味了。倒是文昌人读书刻苦，又有大志向，文昌孔庙是全中国唯一不设朝南开的大门的， 原来先人们愧于文昌历朝历代未出过状元郎，便设誓: 本土子弟一天未能金榜题名，文昌孔庙就永不设大门! 这似乎很有点中流击楫、灭此朝食的气概。遗憾的是 清末废了科举，文昌的孔庙便无缘再展新颜了。话又 说回来，状元也未必真能青史留名，海南人氏中最负 盛名者是海瑞，他不过是进士出身罢了。很不巧，海青天并非文昌人，籍贯却是邻县琼山。

　　幸而，文昌还有另一位"第一夫人"，给乡亲们留下 了几分薄面。我过了好久才晓得她就是刘少奇的前妻 谢飞女士。她倒是如假包换的文昌土著，她原名谢琼香，便要联想起《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来。琼香虽没琼花那么穷苦，但祖辈都是耕田人，她六岁就 得下田干活了。然而文昌读书风之盛，只要家里还揭得开锅，孩子总是要上学去的。琼香七岁就入读小学， 十一岁进海口市海南公学就读，十三岁就考入海南第六师范了。反观今日之大陆，赤贫之地固然有大量儿童失学，连"先富起来"的人家对读书也兴趣缺缺。看来"希望工程"与其一味捐款造势，不如请个得力的总 学监来督导，我想，现仍身心健朗的谢飞是挺合适的。 她虽然一辈子都在革命和被革命，唯有读书却是从未撂下，这或就是"文昌性格"。

　　却说当年的新学堂，多是左倾思想的温床，越是边缘地带越是如此，适逢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军 南征海南岛，荡平了琼崖军阀邓本恩，已参加反帝大 同盟、妇女解放协会的谢琼香遂于1927年2月成为共青 团员。熟知中国政治年谱者都能推算出她"受洗"的时机并不太好，两个月后国共反目，大江南北血流成川。 海口也无例外，谢逃回文昌乡下，琼崖中共特委旋即 发起武装暴动，琼香便真变成"琼花"了。她和三个哥哥都投入赤色农军，琼香虽非红色娘子军(其时尚未成立)的一员，却在小小年纪就成了区妇委主任，不过除了宣讲主义，她在祠堂开办的"平民妇女班"还是教人 识字为主。便想到，如果那阵的中国人不是忙乎著革命和反革命，都去读书扫盲，那有多好!当时有几位末代大儒(蔡元培等公)就是这么恳切呼吁的，他们孤独 的声音却不幸被时代的洪涛所淹没掉了。然而话虽如 此，中国正处于激烈的蜕变期，诸多风驰云走的演义 故事，都是不可避免的。

　　1927年广州赤色暴动被弹压，国军腾出手来绥靖海南，文昌易帜，琼香举家被通缉，已成为中共党员的她被转移到广东省委的秘密驻地香港。她身份的传奇 色彩便越来越浓了。

　　二、邂逅刘少奇

　　琼香在香港的地下工作，不外是站岗、放哨，连传递文件也轮不到她。1929年她又被调到新加坡中共南 洋临时委员会，地位微有提升，是共产小报《南洋工 人报》的编辑兼排版印刷工。海南人跟南洋素来是有著特别的亲缘关系的，不过琼香既是共产党，文化认 同之类的事情便由不得她了。1932年琼香又被调往厦 门搞白区工作，闽南与海南还算是同一大语系，人们从一部描写中共地下活动的小说《小城春秋》里可发 现----厦门的民俗原来也属"南洋文化圈"。很多年后， 那里出了个女诗人舒婷，词风温醇而湿润，再一勘查， 她的启? X老师蔡其矫先生原来是从南洋回来的......

　　莫以为琼香的地下工作经历就此注定了她与白区党的魁首刘少奇的一脉姻缘，她和刘不是在白区认识的。1934 年谢琼香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共政治保卫局机要员，不巧她回归女红军的角色很不是时候，才两个月苏区便山 河破碎，党政军机关仓促突围流蹿。中央红军仅精选了 30名女性随队长征，谢琼香是其中之一。从瑞金到陕北， 可以说琼香是各路红军中真正走过"二万五千里"血路的女兵。她和徐特立、董必武、成仿吾、贺子珍等都编在 "特别连"。那时凄惨万状的红军已无力收容落伍者，谁走不动了就让他自己柱著拐在后面慢慢蹭，被抓住杀头 活埋都只能认命了。琼香长征途中仅掉过一次队，大部队已过大渡河，她落了单，是半夜里自己攀援著铁索桥一寸一寸地爬过去的，过河再独自赶路两小时，才摸到部队的宿营地......不幸这次掉队她的背包丢了，从此往后的雪山草地，她都是与贺子珍合盖一条毛毯，两位"第一夫人"夜夜挤在一起打哆嗦。只不过，第一夫人谢琼香是"未来式"的，贺子珍则是"过去式"的。自毛被革去苏维埃政府 一职，已不知被排到第几去了，即使遵义会议之后，毛也并非党魁。

　　红军总算抵达陕北，虽为苦寒之地，至少不用再跑 路了。时年23岁的谢琼香这才认识刘少奇，并闪电般结为夫妇，她从此易名为谢飞。诚然她既非刘的第一 个妻子，也非最后一个，她甚至对刘少奇的个人情况 知之甚少。刘少奇这人不苟言笑，城府极深，一辈子 都绷紧了一张脸，这样的人是天造地设应去搞秘密地 下工作的。他大概也发现谢飞是可造之材，年岁虽轻却久经考验，更与吾党敌人有血仇，她的大哥二哥均是琼崖"农军"，被国民党所杀;三哥地位最高，为中共 文昌县委书记，却是被共产党杀掉的，不过那是"王明路线"所致，王明这时已被全党嫌弃，毛泽东真的坐上 第一把交椅了。

　　三、凤冠的失落

　　总而言之，好不容易走完长征路的谢飞婚后两月就 随刘少奇秘密潜入天津，为中共北方局工作，她的同 事有彭真、林枫等白区党要员。这段期间，人们无从 揣测刘、谢的婚姻是否幸福美满，或许仅仅是谢飞文昌人的遗传性格，为一遂读书弘愿，决意回延安深造。 刘少奇竟然同意了。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同意" 了贺子珍带著两个女儿和腹中的胎儿，远赴苏联治病 和深造。未几延安窑洞里的"第一夫人"就易位了。谢飞的运气似乎没那么差，她在中央党校和中央马列学院 读完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于1939年穿著新四军 的戎装到皖南抗日根据地时，刘少奇尚未休妻再娶， 然而次年她渡过长江到苏南执行任务，赶上大扫荡， 被隔阻在南岸，一时回不来。她那里晓得，刘少奇就 在这当口迎娶了新人王前女士，虽说这段婚姻也并不长久，但谢飞却永远出局了。

　　她留在苏南，任两个县的县委书记兼新四军独立营政委，那位营长是个"药罐子"，体弱不能领军，大小 恶仗20余场都是谢飞打的。最辉煌的一次是500多人的独立营歼灭日寇300多人!当地老百姓都称这位腰佩驳壳枪的抗日女杰为"谢团长"。

　　谢飞的模样其实长得挺可人的，但要论相貌毕竟比不过新四军的"军中之花"王前;谢飞虽勤奋向学，但要 论学识又更比不上后来的"第一夫人"王光美。她唯一 可自矜的是，在中共所有党国魁首的妻子(前妻自也算在内)当中，有她这种资历的寥寥可数。

　　抗战胜利后，国共又告拉开战幕。谢飞的旧部编入 "三野"，她本人则在中共华东局任高职。至1949年的"开国大典"，谢飞作为革命勋臣而应邀观礼。此时的王前女士却"人面不知何处去"，刘少奇的新太太已是 辅仁大学的名嫒王光美了。

　　谢飞自觉拥有充实的人生，也犯不著去争"第一夫人" 的凤冠霞裳。她先是在华北革命大学任职，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她任专修科主任。所谓"专修"，实际上都是将拥有革命资历而文化根底不足的干部"回炉"。 谢飞对此无疑是有激情的，她不甘于当"党干"，还要去 读夜大学，拿到文凭后更去报考人大法律研究生。倒有同事劝她:你都37岁了，在本校又是个有头有面的负责 干部，万一考不上，岂不让人看笑话?

　　谢飞付之一笑，便更玩命地啃书本。终于考上人大法 律系研究生，除了完成主修课外，她还选修了国际法、 语言学等共30门课程。谢飞到底是文昌人。1956年她被 任命为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的副校长，并且是亲自写教学大纲及亲自授课的"内行"领导。文昌虽没出过状元，出 了这么个人物，孔庙的大门似乎也可以朝南打开的了。 海南同乡海瑞办案，无非是在南京、北京留下点"青天传奇"，而谢飞桃李满门，新中国的政法骨干大都是她 的真传弟子呢!

　　然而，被书斋所迷醉的谢飞实在不谙世务，她不大清 楚"法律"也者，在共产党的眼中是怎么回事。更不明白， 即使是教科书上的法律条款，一旦被烙上"阶级属性"， 实行起来是多么骇人!

　　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959年，谢飞到广东开会，顺道回了一趟海南，这 时她与文昌老家已阔别31载了。她的父母早已死于贫 病交加之中，谢家兄弟也分别被国共两边屠绝了。这 在她来说已是陈年旧事，令她欷嘘落泪的倒是眼前惨 绝人寰的大悲剧----时值"三年经济困难"的头一年， 大跃进的恶果如温疫般弥散神州大地，文昌的耕田人 每天仅配给3两口粮，乡亲个个面如金纸，浮肿得挪不开脚步。谢飞正是海南农民的女儿，她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土壤肥沃、雨量充沛的祖家会饿得死人，军阀时期、国民党时期何曾有过这种事?

　　谢飞回到招待所，竟痛哭一场，并对随行秘书一吐 肺腑之言。她说海南百姓这样苦，主要是领导的责任， 这里的自然条件这么好，以前尚且有饭吃，弄到今天这田地，我们搞革命为的是什么?

　　谢飞哪想得到，革命至为恶劣的果实还不是百姓穷 困，而是把人心薰坏薰黑了。这位急于出人头地的小 秘书回京后就在"反右倾运动"中写小字报，把谢飞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行给抖落出来了。海南人的心地是 很实在的(现在成了"大特区"或有所蜕变也说不定)， 谢飞面对怒涛般的斗争批判，只坦承自己却曾这样想 和这样说过......她终于成了"右倾典型"，并由副校长变成了一个养猪和打杂的校工。然而和她后来的厄运相比，这简直是"和风细雨"。

　　1968年某日半夜，时年55岁的谢飞被秘密逮捕，并开始了日以继夜的严刑审讯，不许她吃饭、喝水、睡觉，甚至不许上厕所，硬要从她牙缝里橇出一句话:刘 少奇是叛徒。

　　原来"刘少奇专案组"必须坐实他在北方局工作时曾被捕过并写了"自首变节书"这一罪状，而这段时间， 谢飞正跟刘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她撂下这句话，便可 一了百了。

　　谢飞与刘的婚姻维持了不足六年，其间还因她回延安学习而分开过，谢飞从未听说刘少奇曾经被捕，更别说"自首"之类。专案组用尽诱供、逼供术，审问了 200多次，终难得手。还好，另有人打熬不住，昧著良心画了押。于是，文革中传达到全党全民的厚厚一 本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中央文件，人们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前全国总工会 、刘的嫡系老部下刘宁一的签名证词。联想到谢飞的遭遇，或许可对身系黑狱的刘宁一聊表同情，但文革后刘宁一虽被放出来，却前程尽毁了。

　　不肯诬陷前夫的谢飞则被关押了近6年，直至周恩来一再要求放人，她才于1973年国庆节前获释。出狱那天已无人认得这个瘦如骷髅的老妇就是当年的长征红军和抗日女英豪了。

　　看来，"第一夫人"是不好当的。王光美的惨状足教她一辈子刻骨铭心，好不容易熬过来了，王光美又因 多年积怨的总爆发导致失态于大庭广众，惹恼了邓小 平，遂被冷藏起来。另一位第一夫人江青也好不到哪里去，判了个终身系狱，末了还是投环自缢才获得大 解脱。

　　倒是谢飞老太太迄今仍健在，她还是那么好读书，活到老学到老。不过人们对她的期许却不是读而是写，希望她能提起笔来，记下这一辈子冗长的"赤的疑惑"。

　　如果她真写得出来，文昌孔庙的大门就一定会朝南打开了!